二、国内政治时局的影响
    清初，西北局势不稳，从陇东到陇西，从陇中到陇南，战火连天，兵燹不断。时任三边总督的孟乔芳慨叹道：“寇乱数十年，民化青磷，田鞠茂草，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绝丁”，“民间所种熟田，不过近城平衍之处，其余则荒芜弥望，久无耕耨之迹。”[8] (卷34《艺文》)这是河西、西宁、宁夏、兰州一带的情形；陇东一带，也是“无城不屠，无村不戮”，“所遗残民，十仅存一”。[9] (卷39《艺文》)发展教育，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百姓的生存都成问题，何谈兴学。
    自康熙朝始，清政权逐渐巩固，并逐渐走向盛世，人心思定，士子向学，甘肃也开始了书院建设，虽然数量不多(仅有8所)，但毕竟是清代甘肃书院建设的嚆矢。特别是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各省建立省级大书院，甘肃兰山书院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府州县书院的发展，为乾隆朝(1736-1795)甘肃书院建设高潮的到来准备着条件。另外，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在西北实行民族隔离、扶助生产、蠲免粮草和救济灾荒等一系列防范与扶助相结合的民族政策，从而有效地稳住了它在西北的统治。[10] (PP.370-372)同时也给西北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云川书院在永昌城西，清乾隆十二年知县李炳文建，黄时《云川书院记》：“《易》曰：‘观人文以化成天下’，惟我朝为极盛焉，永地处边陲，近百余年来，登科第者三人，士气抑塞，风教颇未光，其需书院最急。”[6] (卷35《学校志·书院》)又酒泉书院，明建，后废，乾隆初知州黄文炜重建，其《酒泉书院记》：“三代之世，自辟雍畔官，党庠书序以达于闾左，莫不立之学焉，所以涵育英才，陶冶而成就之者，甚详而有法。我国家重熙累洽，文教覃敷，率土人士罔不蒸，而犹特颁恩诏，命督抚大宪，凡省会之地发公帑建书院，为之购书延师以劝之学，畀之膳修、膏火以安其心，其教养兴贤诚轶三代而上之，彼士之生于今者，何其幸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正当乾隆盛世，国泰民安，人心思定，官员以推行教化为己任，兴学之热情，溢于言表。多重因素使甘肃书院在乾隆朝的兴建达到高潮，终乾隆朝甘肃新建、修复书院28所，占清代甘肃书院总数的27％，并将兴建的劲头延续到嘉庆朝(1796-1820)。
    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两朝，甘肃书院的发展出现回落趋势，这与清廷在鸦片战争之后，朝政废退，政局动荡，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有关。但与河南的情况相比，它回落的势头不是那么强劲。河南在最盛的乾隆朝年均设置书院数为1.58所，最少的咸丰年间为0.45所，其比率为3.5∶1。[1] 则甘肃为1.5∶1。河南地处中原，相对靠近政治中心和东南沿海地区，更多地受到时局的影响，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及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破坏，其书院发展出现大幅度的倒退是不可避免的。甘肃地处西北边陲，受战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书院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幅度要小一些。
    晚清，中国社会在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进逼之下，被动地开始了社会转型，作为传统教育资源的书院为适应现实的要求，不断变革并融入到这一历史的进程之中。先是尝试着引入“西学”课程，最终实现改制。甘肃书院的变革肇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总督陶模率先在兰山、求古两书院添加算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兰州士绅刘尔炘在五泉书院引入算学、格致、舆地等西学课程。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实行新政。兴学堂、育人才是新政的核心内容。改书院为学堂，大力发展近代新式教育是其举措之一。虽然清廷有书院改制的明确谕令，但大部分省份还处在观望和徘徊之中，因为科举未废，士子依旧醉心功名。伴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的废止，各地督抚闻风而动，全国性的书院改制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据笔者统计，就在光绪三十一年前后，甘肃共有59所书院完成了改制。其中兰山、求古两所省级书院分别改为优级师范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各府(直隶州)属书院改为中学堂，共计11所，除固原、安西、泾州三直隶州中学堂新建外，其他府(直隶州)均由书院改制，县(州)、乡村书院改为小学堂，共计46所。甘肃书院的改制基本遵循清廷谕令，原有的书院经费和学田划归学堂所有。书院的改制其实是对旧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仅就书院改制一项，使甘肃学堂的学科建设初具规模，“各郡邑虽书院改造，按之学科，亦能完备”，原有书院经费等资源即“移以充用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从这个意义上讲，甘肃书院的改制有利于甘肃近代教育制度的迅速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存在了千年之久的书院教育的终结。
    三、甘肃设省对书院发展的推动
    康熙年间，甘肃省的设立，对甘肃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初，西北的行政建制沿袭明朝。康熙三年(1664)，陕西布政使司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左驻西安，右驻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康熙六年(1667)，改陕西右布政司为巩昌布政司，七年(1668)，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治所移至兰州。其后，陕甘总督驻兰州，甘肃遂成为西北的政治中心。
    省治设立后，甘肃直接隶属于清廷，不仅各种信息畅通便捷，更能得到政策上的优惠。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谕令各省建立省级大书院，并赐足额经费(千金)予以支持。时隔两年，即雍正十三年(1735)，时任甘肃巡抚的许容奉旨修建兰山书院，“筹膏奖，增月课，躬亲训迪，士风由是蒸蒸日上。”[6] (卷56《职官志·大吏传下》)兰山书院以其规模宏敞，藏书丰富，肄业人数众多(道光年间达到三、四百人)，声名远播。在兰山书院的带动下，各府州县书院亦蓬勃发展：“雍正年间，命各省城设立书院，甘肃兰山书院因建焉，自是府州县俱仿行之。”[6] (卷35《学校志·书院》，秦维岳《建修五泉书院碑记》)“惟世宗宪皇帝敕直省各建书院，嗣是郡县守令亦仰承德意，所在创兴。”[6] (卷35《学校志·书院》，冯祖悦《甘泉书院碑记》)兰山书院的设立，无疑推动了各府州县书院的发展，并成为各省书院的范式，“兰山建书院，各书院之本立。”[6] (《学校志·书院》，孙承弼《灵文书院碑记》)光绪九年(1883)，总督谭钟麟、学政陆廷黻在省会兰州建立求古书院。自此，甘肃就有两所省级大书院，成为全省士子肄业之处。兰山、求古两书院成为全省书院的龙头，陕甘分闱后，历次乡试，“每科中式者，两书院几占其半。”[11] (卷25)甘肃乡试定额40名，两书院每隔三年将会产生将近20名举人。
    甘肃建省后，省会兰州自然成了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为全省的首要之地和首善之区。对书院教育发展来说，省会兰州拥有着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如人才荟萃、名院汇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交通便利等，这些因素都会有利于书院教育的发展。从书院数量来看，兰州府属各县拥有着较多的书院，皋兰有书院4所，在全省县级行政区划中拥有的数量最多。靖远、河州分别有书院3所，在全省名列前茅。金县(榆中)和狄道(临洮)分别有2所书院。清代甘肃实现了书院教育的普及化，基本上每县(州、厅)都拥有一所书院。相对而言，兰州府是清代甘肃书院教育的发达地区，这与其所拥有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换言之，是甘肃建省的结果。
    甘肃建省初，乡试仍旧合闱陕西，甘肃士子长途跋涉，赴西安乡试，多有不便。有些士子“穷经皓首，一试无缘”。[6] (卷33《贡院》，总督左宗棠《奏请甘肃分闱疏》)后经左宗棠多方努力，兰州建贡院，陕甘分闱，每科中额40名，永成定制。光绪元年(1875)，新皇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分闱，独自筹办。另外，分设学政，光绪二年(1876)，甘肃分派了第一任学政，主持甘肃学务。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史无前例，千年旷举，足慰士心，有力地激发了陇原士子向学的热情，同时也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这一系列新举措能够付诸实施，是以甘肃设立省制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