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成因分析(3)
四、左宗棠与同、光时期甘肃书院的复兴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奉调陕甘总督,主办陕甘两省及西北其他一些地方事务。从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六年(1880)的十余年时间里,左宗棠在戎马倥偬间隙,鼓励文武官吏和士民纷纷兴学。据不完全统计,左氏在任期间,先后新建书院15所,原有书院在兵事中毁去的,或年久失修废置的,此刻也先后修复,共计18所。[12] (PP.254-256) 关于左宗棠陇原兴学,论者多有,本文并不想展开。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左宗棠把兴办教育、推广儒家文化,看成是他经营西北方略中重要一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将,左宗棠重视实业兴办、水利开凿、交通修建,更把教育放在兴省的高度。摆脱贫穷落后,消除社会动乱,是他发展地方教育的主要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左宗棠除了拨用有限的地方财政,鼓励官民兴学并以身作则,捐俸捐廉外,甚至还冒险动用军费开支。 他来到甘肃,慨叹陇中苦瘠甲天下,“自有天地以来,此方不沾圣人教泽”。[13] (《札件》,P316)经过多年努力,他留给甘肃大地的不仅是新建、修复的数十所书院和数以百计的义学,更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兴复陇原教育过程中,他往往为崭露头角的甘肃士子而欢欣,为新建的宽敞书院而鼓舞,一介封疆大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精神,无论是在远去的封建专制时代,还是民主化的今日,都是极其可贵的。当政者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并能以身作则,身为表率,必将有利于地方事业的发展。 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倡办书院和义学,广布儒家文化,渴望化民成俗,解决动乱根源。同治平乱后,新设化平厅,令有司建书院,教导回族子弟,有司推诿,宗棠立斥:“代生英杰,何地无才,顾视培植者如何耳。”“限三月内将书院修理完竣,大门题额,即以‘归儒’名之。”[11] (卷23)左宗棠《归儒书院碑记》:“人所别于禽兽者,何也?曰性善也。孩提之童子,孝弟发于性,虽戎与狄无异也。则就所发者,推之君臣之义从孝出也,夫妇朋友从弟出也。同本而异枝,滋乎此,必去乎彼也。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虽然,性之善,戎狄无异也,而犯上作乱无所顾忌,中国有之矣,戎狄为尤甚,何也?曰此非性之异,教之异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此番议论,其立论不出儒家道统,同时还有着一种对儒家文化过于自尊的陈腐,左宗棠也许并不十分清楚民族冲突的社会根源。但在客观上,他重视民族地区的教育,有利于实现民族的平等,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有利于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价值认同,对相互理解,消除彼此隔阂,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五、余论 一个朝段书院建设数量有的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乾隆朝,甘肃书院设置最多,原因有以下三端:清廷对书院建设的鼓励政策;清王朝正处在盛世,国泰民安,人心思定,官员积极兴学;清政府在西北实行有利于西北发展的民族政策。有的主要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同、光两朝,全国书院建设处于低谷,而甘肃却迎来了一次书院建设的高潮,这是时任陕甘总督,被誉为“中兴名臣”的左宗棠经营西北的结果,他身居要职,具有着强大的干预能力,更能躬行实践,身为表率,慷慨解囊,捐俸助学,对其他官员是一种无形的示范作用。另外,甘肃省制的设立,对整个清代甘肃书院的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 在清代甘肃书院发展中,由回民起义引发的战争对书院的破坏不容低估。包括顺治五年(1648)由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甘州回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爆发于青海循化地区的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撒拉哲赫林耶教派的反清起义;乾隆四十八年(1783)田五等人领导的甘肃通渭石峰堡起义;咸、同年间(1861-1873)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爆发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4)发生的河湟事变等。[14] 战乱所及,首先破坏的是书院建筑及公共设施。张国香《五泉书院修理经费碑记》:“骄乔悍勇,据为邸馆,桃李为薪,窗扇尽废,惟余数楹破厦,四壁残碑,与蓬蒿相掩映而已。”[6](卷35《学校志·书院》)“横经之士,日辗转于颠沛流离中。”[11] (卷23)其次,书院的日常经费主要通过发商生息的渠道获得,战乱中,商人破产,书院就断了经费来源。同治年间,为皋兰书院提供日常经费的茶商的破产,致使书院停学数载。再次,战乱中,无法进行正常的岁、科考试,甚至士子无法参加乡试。严重地挫伤了士人求学的热情。陕甘分闱之前,学政驻陕西三原县,每三年按临一次,自从同治元年回民起义爆发,“生、童未应试者十余年矣!”[11] (卷23)当时,甘肃士子应乡试要赴陕西西安,自战乱以来,“民俗凌夷,人心浮动,劫杀争夺视为故常,动辄啸聚多人,恣为不法,民间诗书已焚,经济困难,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11] (卷22)如此险恶的环境,士子必将断了登进的念头。 甘肃地处边远,地瘠民贫,书院修建及日常经费多来自官民捐纳,一座书院的修建到投入使用,往往因经费的短绌,时断时续,一波三折,但一场战火可能让耗尽众人心血的教育设施毁于一旦。战乱对教育的破坏还不只在于教育设施,它更能摧抑一地兴学的热情,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左宗棠督甘期间,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其出发点无疑是为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对民族起义的根源也许并不十分清楚,只是从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的理念出发,深信在少数民族地区广布儒家文化,即能化民成俗,消除战乱的根源,在当时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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