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左宗棠与同、光时期甘肃书院的复兴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奉调陕甘总督，主办陕甘两省及西北其他一些地方事务。从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六年(1880)的十余年时间里，左宗棠在戎马倥偬间隙，鼓励文武官吏和士民纷纷兴学。据不完全统计，左氏在任期间，先后新建书院15所，原有书院在兵事中毁去的，或年久失修废置的，此刻也先后修复，共计18所。[12] (PP.254-256)
    关于左宗棠陇原兴学，论者多有，本文并不想展开。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左宗棠把兴办教育、推广儒家文化，看成是他经营西北方略中重要一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将，左宗棠重视实业兴办、水利开凿、交通修建，更把教育放在兴省的高度。摆脱贫穷落后，消除社会动乱，是他发展地方教育的主要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左宗棠除了拨用有限的地方财政，鼓励官民兴学并以身作则，捐俸捐廉外，甚至还冒险动用军费开支。
    他来到甘肃，慨叹陇中苦瘠甲天下，“自有天地以来，此方不沾圣人教泽”。[13] (《札件》，P316)经过多年努力，他留给甘肃大地的不仅是新建、修复的数十所书院和数以百计的义学，更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兴复陇原教育过程中，他往往为崭露头角的甘肃士子而欢欣，为新建的宽敞书院而鼓舞，一介封疆大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精神，无论是在远去的封建专制时代，还是民主化的今日，都是极其可贵的。当政者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并能以身作则，身为表率，必将有利于地方事业的发展。
    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倡办书院和义学，广布儒家文化，渴望化民成俗，解决动乱根源。同治平乱后，新设化平厅，令有司建书院，教导回族子弟，有司推诿，宗棠立斥：“代生英杰，何地无才，顾视培植者如何耳。”“限三月内将书院修理完竣，大门题额，即以‘归儒’名之。”[11] (卷23)左宗棠《归儒书院碑记》：“人所别于禽兽者，何也？曰性善也。孩提之童子，孝弟发于性，虽戎与狄无异也。则就所发者，推之君臣之义从孝出也，夫妇朋友从弟出也。同本而异枝，滋乎此，必去乎彼也。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虽然，性之善，戎狄无异也，而犯上作乱无所顾忌，中国有之矣，戎狄为尤甚，何也？曰此非性之异，教之异也。”[6] (卷35《学校志·书院》)此番议论，其立论不出儒家道统，同时还有着一种对儒家文化过于自尊的陈腐，左宗棠也许并不十分清楚民族冲突的社会根源。但在客观上，他重视民族地区的教育，有利于实现民族的平等，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有利于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价值认同，对相互理解，消除彼此隔阂，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五、余论
    一个朝段书院建设数量有的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乾隆朝，甘肃书院设置最多，原因有以下三端：清廷对书院建设的鼓励政策；清王朝正处在盛世，国泰民安，人心思定，官员积极兴学；清政府在西北实行有利于西北发展的民族政策。有的主要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同、光两朝，全国书院建设处于低谷，而甘肃却迎来了一次书院建设的高潮，这是时任陕甘总督，被誉为“中兴名臣”的左宗棠经营西北的结果，他身居要职，具有着强大的干预能力，更能躬行实践，身为表率，慷慨解囊，捐俸助学，对其他官员是一种无形的示范作用。另外，甘肃省制的设立，对整个清代甘肃书院的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
    在清代甘肃书院发展中，由回民起义引发的战争对书院的破坏不容低估。包括顺治五年(1648)由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甘州回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爆发于青海循化地区的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撒拉哲赫林耶教派的反清起义；乾隆四十八年(1783)田五等人领导的甘肃通渭石峰堡起义；咸、同年间(1861-1873)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爆发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4)发生的河湟事变等。[14] 战乱所及，首先破坏的是书院建筑及公共设施。张国香《五泉书院修理经费碑记》：“骄乔悍勇，据为邸馆，桃李为薪，窗扇尽废，惟余数楹破厦，四壁残碑，与蓬蒿相掩映而已。”[6](卷35《学校志·书院》)“横经之士，日辗转于颠沛流离中。”[11] (卷23)其次，书院的日常经费主要通过发商生息的渠道获得，战乱中，商人破产，书院就断了经费来源。同治年间，为皋兰书院提供日常经费的茶商的破产，致使书院停学数载。再次，战乱中，无法进行正常的岁、科考试，甚至士子无法参加乡试。严重地挫伤了士人求学的热情。陕甘分闱之前，学政驻陕西三原县，每三年按临一次，自从同治元年回民起义爆发，“生、童未应试者十余年矣！”[11] (卷23)当时，甘肃士子应乡试要赴陕西西安，自战乱以来，“民俗凌夷，人心浮动，劫杀争夺视为故常，动辄啸聚多人，恣为不法，民间诗书已焚，经济困难，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11] (卷22)如此险恶的环境，士子必将断了登进的念头。
    甘肃地处边远，地瘠民贫，书院修建及日常经费多来自官民捐纳，一座书院的修建到投入使用，往往因经费的短绌，时断时续，一波三折，但一场战火可能让耗尽众人心血的教育设施毁于一旦。战乱对教育的破坏还不只在于教育设施，它更能摧抑一地兴学的热情，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左宗棠督甘期间，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其出发点无疑是为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对民族起义的根源也许并不十分清楚，只是从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的理念出发，深信在少数民族地区广布儒家文化，即能化民成俗，消除战乱的根源，在当时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