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调查的133位维护明朝利益的史家中，绝大部分把明朝以及后来的南明政权的历史作为修史的内容，并且在史书中，明朝以及南明政权在史书中是以主角的形象出现的。在《罪惟录》、《国榷》、《石匮藏书》等记述有明一代历史的史书中固然是如此，即便是在记述甲乙之际历史的史书，如《甲申核真略》、《甲乙事案》等也是如此。甚至一些史家把南明政权作为明王朝的正统加以记述，光明正大地为南明修史。如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借用实录体裁之名，说明该史书是为永历政权所写，但是在具体的修纂上王夫之却采用了纪传体的体裁，以本纪和列传作为史书的主体，明确表明了奉永历为正统的思想。在史书的具体内容中，王夫之在书中以“常”作“尝”，以“由”作“繇”，以“检”作“剪”，对于光宗以下明朝皇帝的御名都加以避讳，其不忘故国之心由此可知。李清的做法稍显隐讳，但与王夫之相比，则有异曲同工之效。他潜心史学，曾经删宋、齐、梁、陈及魏、北齐、周、隋八书合《南北史》而夹注其下，成《南北史合注》；又合陆游、马令两《南唐书》为《南唐书合订》，以隐讳的方式表明其意在南而不在北。
    忠于明朝皇帝，不遗余力地赞扬崇祯以及南明的几个君主是史家们的共识。比如文秉在专门记录崇祯事迹的编年体史书《烈皇小识》中高度赞扬崇祯皇帝，“烈皇昔繇藩邸入继大统，毒雾迷空，荆棘满地，以孑身出入刀锋剑芒之中，不动声色，巨奸立扫，真所谓聪明睿智、神武不杀者耶！仪鉴于殷，尽撤诸内奄，政事俱归于外庭，诚千载一时也”（文秉：《烈皇小识》《自序》）。
    在歌颂英雄人物方面，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也达成一致，视忠义、节烈之士为热情歌颂和表彰的对象。如张岱著《古今义烈传》，“其书虽不尽记明季史事，而实为明季义烈激发而作”[2]（P725）。徐开任做《明名臣言行录》收录的原则是，“大略不出于事功、节义二者，其间事功有大小，节义有勇怯，亦视其本领之阔狭，有尽有不尽耳，要不可谓无与于此者，以是求之，顾未尝不严也”（黄宗羲：《明名臣言行录》《序》）。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在史书创作上的倾向性既造成史书内容以当代史为主的局面，同时也造成了史学界较为罕见的当代人记录当代史的可喜局面。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要求真实地再现历史。明代学者陈继儒曾指出，“文人之才在善用虚，史官之才在善用实”，而清初史家叶鉁则认为不然，他认为，史官亦文人也，“史官之才在善用实，未尝不于处处讨论，以辩真伪所由来。大抵秉心贵虚，不虚恐流于偏党；执简贵实，不实恐乱其是非，故文人与史官皆宜崇实。实者诚也，直也，惟诚惟直，则天地且孚焉，岂止后世人心信之哉！”（叶鉁：《明纪编遗》《自序》）史家自身正心诚意，刚直不阿才能确保史书的真实性。张岱修史，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认为自己能够保证有一个公正的立场，是因为他没有做官，不会因为个人的私利而对历史事实有所偏袒，“兴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张岱：《石匮藏书》《自序》）。谈迁在这一点上也是殚精竭虑，他说，“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勿靡，宁塞勿猥，宁裁勿赘”（谈迁：《国榷》《义例》）。
    要想保证史书的真实性，就必须在史料上下功夫。明王朝的维护者大都会花费大量时间爬梳历史资料，访求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求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如前所举徐开任，对于晚明殉难诸臣的事迹进行审慎的考订，为持平之论，不做偏私之见，足成信史。被称为清初学术开山的顾炎武，注重邸报的实证性，他在写给外甥的信中说道，“窃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稿，以待后人”（顾炎武：《与其甥徐公书》）。李逊之在《三朝野记》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对于史料甄别上应该采取仔细认真的态度，“予不敢僭为全书，但就邸报传钞与耳目睹记及诸家文集所载，摘其切要，据事直书。间或旁托稗官，杂缀小品，要于勿偏勿徇，勿伪勿讹，若夫传疑未确者，宁阙而不录，庶几窃附识小议，存一代之轶事乎”（李逊之：《三朝野记》《自序》）。对于史料能够详细甄别，对于历史事迹，能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加之很多史家亲身经历历史事件的发生，因此，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多能够保存历史的真实状况。并且他们在明朝灭亡之后多采取了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确保史书在内容上不受新王朝的掣肘，也增添了史书的真实性。
    但是，必须说明，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的真实性是相对而言的，由于他们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导致其史书不可能完全公正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在史书中对于在政治上赞同的人物就给予褒扬，而对于他们本人在政治上反对的派别和人物，就给予攻击和批评。如著名的史家王夫之，他修《永历实录》，“是书卷一为本纪，卷二以下为列传，于桂王一朝人物事迹，胪列颇备，其死节、佞悻、宦者等传，尤他书所未详，足补史乘之阙。惟其进退予夺，则与旧说有大相径庭者。姑以内阁诸臣言之，其所推重者，瞿式耜外，惟严起恒，故以二人同传。若何腾蛟即屡著微词，吴炳、朱天麟、吴贞毓、郭之奇辈，有诋諆不遗余力”（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顾诚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永历政权内部党争非常激烈，王夫之是追随楚党的。与他气味相投的人，他就尽量往好的方向写，甚至打了败仗说成是打了胜仗；与他的派系有矛盾的，不要说农民军，就是南明朝廷的大臣、将领，他就竭力挖苦、谩骂，甚至不惜歪曲事实”[3]。政治倾向性使得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同时也危及到史书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