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史书体裁的灵活运用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对于修史的旧规多有改革，敢于创新。首先，在史书的名称方面，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在确定史书名称时往往不宥于书名的旧规，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刘知几曾经总结过去史书名称的规律，“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以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刘知几：《史通》卷四《题目第十一》）。历来史家修史基本上沿袭这一规律，往往通过史书的名称体现史书的内容以及体裁。但是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所修史书，在书名上灵活大胆，擅于变通，单纯根据史书名称已经不能分辨其真实的体裁和内容。如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名为实录，但有名而无实，实际上是记述南明永历政权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再如张岱的《石匮书》，根据书名，无法判断就是有关明代的纪传体史书。这些史书在名称上还保留了一些史书命名的规律，如“实录”和“书”、“史记”等字样，表明该书的性质为史书。而另外一些史书则完全摆脱了书名的限制，单纯根据书名，甚至不能判断其为史书。如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文秉的《先拨志始》、《烈皇小识》等。
    其次，在史书体裁体例方面，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纂修史书勇于冲破正史所界定的史学规范。比如夏燮总结吴应箕修史的凡例时认为，吴本人对于史书体例有独特的认识，他说，“正史自有体例，不妨略其所可略，而是编专记本事，固宜详其所必详”[2]（P109）。又如李世熊认为，修史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是常变常新的。他说，“史之有例也，自释春秋者始也，是将为例乎？曰：何为其无也？人形有志，哲谋有传，名士畸人有传，排难报怨有传，前乎史者未闻也，是亦例乎？曰：变也。世变则例变，以义起也，以悲起也，以耻起也”（李世熊：《狗马史记》《自序下篇》）。李世熊认为，明末清初的历史情况与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所谓的“义”、“悲”、“耻”和“天”是清初的时代特点，应根据这些时代特点对史书的体例加以变更。因此，李世熊的史书中出现了弄臣、直报、排难、畸人等列传，虽不见于古代的史书，但却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维护明王朝的史家群体不拘守成规，大胆革新，为史书体例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