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本成果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②吴仁安、陈学文等学者较多地从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社会风气的变化等角度来分析，余英时较多地从儒家思想、宗教伦理的影响变化等文化角度来探讨。详见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版；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文载《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文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管仲第一次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并推出“四民分业定居”的政策，认为“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商鞅认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韩非提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将工商业者列为“五蠹”之一，属当除之列。详见《管子·乘马》、《管子·治国》，《商君书·壹言》，《韩非子·五蠹》。
    ④例如，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就相对宽松。特别是元代，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政府中最“重商”的时代，其历任的财政长官如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都是商人出身或精于商业。详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⑤林丽月：《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文载《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8年。郭蕴静：《谈谈清代的重商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
    ⑥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255页。
    ⑦王兴亚：《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⑧雷礼：《皇明大政记》卷3，万历三十年刻本。
    ⑨田艺蘅：《留青日记摘抄》卷2《我朝服制》。《丛书集成初编》第33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⑩《大明律》卷15，《兵律三·关津·私越冒渡关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1)《明史》卷67《舆服志》，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
    (12)《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
    (13)《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
    (14)《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
    (15)《明史》卷81，志第五十七，《食货五》。
    (16)《明太宗实录》卷31，永乐二年五月丙辰。
    (17)《明世宗实录》卷457，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乙亥。
    (18)《明世宗实录》卷46，隆庆四年六月庚申。
    (19)萧国亮：《清代封建国家干预商业经济的历史特点及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1期。
    (20)参见何本方《清代户部诸关初探》，《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郭蕴静：《略论清代商业政策和商业发展》，《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陈东有：《明清“抑商”二分说》，《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邓亦兵：《清代前期的民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何泉达选辑：《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前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1)《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辛巳。
    (22)《清世祖实录》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乙卯。
    (23)《清朝文献通考》卷26《征榷》。
    (24)《清圣祖实录》卷18，康熙五年四月辛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