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实社会
    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中，尼赫鲁和甘地也存在着分歧，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在独立斗争时期，甘地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重点是实施“建设纲领”。“建设纲领”是甘地复兴印度农村的宏伟计划，内容有：教派团结，反对不可接触制，手工纺织，禁酒禁毒等。甘地将它不仅视为通向理想社会的途径，而且视为理想社会的要素。他指出：“工作人员应该明确认识到，建设纲领是实现完全的司瓦拉吉的非暴力和真理的道路。它的全盘落实就是完全的司瓦拉吉”②。
    在1920-1922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宣称这场运动不只是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而且是“旨在净化印度的腐败、欺诈、恐怖和白人霸权压迫的政治生活的宗教运动”③。他号召国大党人“到农村去”，将运动的重心转移至发扬非暴力精神，维护教派团结，推广手工纺织，谴责不可接触制，以及戒酒等方面，为了促进土布手纺手织运动，甘地在《青年印度》上提出以画有纺车的三色旗为印度国旗，并以苦行者的形象出现在印度：上身赤裸，腰缠土布。在甘地的倡导下，设立了一些织布厂，收集纺纱，织成土布，国大党从主席到普通党员，都从事手工纺织。1921年7月，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在孟买通过决议，提倡手工纺织和穿用土布，如尼赫鲁所说土布成为印度民族自由的制服。1922年甘地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实施建设纲领，结果引起国大党内部分裂。1924年，甘地将国大党的日常政治工作交给了自治党人，他自己则退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在印度各地农村旅行考察，潜心于建设纲领所倡导社会改革工作，特别是致力于宣传土布运动，并提议修改国大党章程，以缴纳手纺纱代替党费，一直到1928年重返政治舞台。
    在1930-1934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中，甘地为运动规定的方针是：违反食盐法、禁酒禁毒、抵制外国布、手工纺织、废除不可接触制、教派团结、总罢业。在运动后期，甘地将运动的重心转向了废除不可接触制方向。他在狱中指导国大党开展取缔不可接触制运动，并为了不可接触者的利益，三次绝食，其中两次“绝食至死”，一次绝食21天，甚至将比哈尔大地震说成是上帝对不可接触制罪恶的惩罚，他号召建立了“不可接触者同盟”和“不可接触者之仆协会”，创办了《哈里真报》，将不可接触者称为哈里真--上帝的子民，并穿行全国，为哈里真事业筹集基金。1934年，甘地停止了文明不服从运动，号召国大党人投身于民族建设活动，反对不可接触制，增强教派团结，推广手工纺织，从事戒酒戒毒，并正式退出国大党，再次潜心于实施建设纲领，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40年代，穆斯林联盟势力增强，提出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印穆教派冲突日益加剧，特别是在印巴分治的前夕，教派仇杀愈演愈烈，处于准内战状态。甘地放弃了其他一切活动，在教派骚乱地区作一日一村的徒步旅行，四处奔波，号召停止仇杀，宣传印穆和睦相处，并以绝食为武器，平息教派仇杀，恢复和平，如蒙巴顿所说，甘地成为“使骚乱地区保持平静的一支单人边防军”④1946年，以尼赫鲁为首的临时政府成立后，甘地指出，临时政府应做四件事：取消盐税，致力教派和睦，解放贱民，使用土布。
    尼赫鲁对甘地潜心于建设纲领感到不满。他在20年代就指出，“我仍然信任甘地的领导，但是我开始用批判的精神研究甘地所提出的纲领中的某些部分。”⑤对于甘地将独立运动的重心转向取缔不可接触制运动，尼赫鲁认为这背离了争取民族自由的主方向，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妨害了独立事业。对于甘地提倡的手纺手织土布运动，尼赫鲁认为虽然它在今天有种种好处，但只能是一个临时的过渡办法，它加强了生产中的个人主义，倒退到了工业以前的时代，并且产生了一种阻止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心理。尼赫鲁特别不赞成甘地在推广建设纲领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贫穷的歌颂以及把“纯朴的农民生活”理想化的态度，尼赫鲁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宗教的态度，贫穷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应当加以反对和消灭，应该将城市文明普及到农村。
    其二，在独立斗争时期，尼赫鲁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重心则是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变革。他认为，民族自由不仅意味着政治自由，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自由。他指出“政治自由和独立当然十分需要，不过它们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步骤而已，没有社会自由，社会和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机构，无论国家或个人都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⑥。从1927年起，尼赫鲁便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变革。他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巡游，主持省代表会议，青年团会议和学生会议，在农民和产业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宣传“争取政治独立和社会自由，并指出政治独立是实现社会自由的步骤”⑦，号召反对英国统治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两条战线上进行。另一方面在国大党会议上提出一系列争取社会经济自由的决议，在民族民主运动骨干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他主张：为了争取真正的政治自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夺取政权，并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封建土邦王公制度、地主制度和产生现代工业巨子的资本主义制度，消灭既得利益集团，奉行生产资料和分配国有制，发展科技，实行工业化和计划原则。
    在尼赫鲁的努力下，1929年的孟买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采纳了尼赫鲁提议的联合省国大党委员会决议序言，在国大党历史上第一次接受必须对现行社会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即进行“社会主义”变革。1931年国大党卡拉奇大会通过了尼赫鲁起草的《基本权利和经济与社会变革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民主权利，主张主要工业和公共设施等实行国家所有或控制，并实行其他各种方案，以减轻穷人的负担，相应地增加富人的负担。卡拉奇决议是尼赫鲁社会经济思想首次被国大党最高会议所采纳，被民族民主运动部分接受的第一个具体例证，成为自由印度的福利目标。1938年，在尼赫鲁建议下，国大党成立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会由来自全国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商人和工业家组成，下设29个分会，在全国进行调查，各分会向委员会提交报告，最后从这些报告中拟定综合报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活动使国大党具有了计划意识，积累了经验。
    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变革思想及其宣传，引起了甘起的不满和反对。甘地明确告诉尼赫鲁他不赞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活动，他说，“我一直未能理解或认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没有搞清楚这许多分会的目的。据我看来，许多劳动和金钱正浪费在一种不会有多少成果或根本不会有成果的事情上”⑧。甘地反对变革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反对剥夺特权阶层，主张用非暴力的爱的法则感化富人，用托管制代替“社会主义”变革⑨。他号召封建王公、大地主和资本家作他们财富的托管人，并自愿地将他们的财富用于社会，他希望以此来避免阶级斗争，避免剥夺。甘地曾提出一个6点托管制方案，让大资本家比尔拉送给印度资本家接受，结果无人响应。尼赫鲁否定甘地的托管制理论，反对甘地维护和赞美阻碍进步的旧秩序的残余--封建土邦、大地主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唯一合理的托管制只能是国家托管制，而不是个人或集团托管制，经济利益决定各阶级的政治观点，道德说教是注定要失败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改良主义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与现行制度一刀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