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马克思对印俄村社的论述比较中，我们看出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马克思对两国村社的前途为何又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测？笔者以为，要理解这个问题，可从马克思论述印俄村社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他对印俄村社不同点的论述的比较中得到说明。
    （一） 马克思论述印度村社和俄国村社时，前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
    马克思是在50年代开始研究和论述印度村社的。当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是世界历史潮流。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6〕。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消灭了印度的文明”〔47〕。马克思认为，印度要不被灭亡，也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48〕。正因如此，马克思以十分同情的心情，在谴责英国给印度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又肯定了英国破坏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其目的和手段如何卑鄙，它毕竟造成了印度“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和“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9〕。从世界历史潮流出发，马克思认定印度村社是资本主义的前途。
    马克思着重研究和论述俄国村社是在70-80年代之交。当时，资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50〕。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51〕马克思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再对村社进行破坏和消灭，“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52〕。于是，马克思对俄国村社的前途，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二） 受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思想的影响不同
    马克思在50年代论述印度时，他的“世界历史”思想业已形成，但尚未完成世界历史发展模式的学说。他在1846年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思想，指出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资本主义“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每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53〕。因此，对于“共产主义者说来，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54〕。当时， 马克思面临着欧洲大革命失败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形势，很自然地把东方革命纳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战略中加以考虑，并提出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然而，在当时，原始社会对马克思来说还是一个“哑谜”；他对东方社会特殊性的认识还带有逻辑推导性质，并未把东方社会特殊性与西方社会进行直接比较，而只是根据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资料作出这一运动“历史必然性”的历史哲学的理论概括。因此，马克思当时相信印度村社乃至俄国村社的发展前途都将是资本主义化。
    马克思在70-80年代之交研究和论述俄国村社时，情况就全然不同了。那时，马克思已阅读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等西方人类学家的著作，并作了著名的《人类学笔记》，逐渐搞清楚了“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才〕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55〕。通过比较，马克思指出较早的原生的原始公社与它次生、再次生的农业公社相区别的三个方面的特征。至此，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多线论”模式学说基本形成了，此时，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才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指出了东方社会的农村公社、专制制度、土地公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的双重性，并由此造成东方社会的封闭性、孤立性、停滞性，这些因素的结合构成了东方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马克思根据俄国村社所处的新历史环境和农奴制改革后村社的状况，提出他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不能把它作为俄国等东方社会的普遍的历史哲学理论加以运用。因为西欧公社有着“和现代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56〕。于是，马克思开始为俄国村社寻找避免资本主义灾难的特殊发展道路，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57〕。
    （三） 马克思对印俄村社所处国度的历史特点、社会性质及其后果的认识不同
    关于印度，马克思说，“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58〕，“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59〕，最后它被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英国所征服，“整个印度都伏在它的脚下”〔60〕，沦为了殖民地社会。英国人成为唯一征服者之后，便开始完成它的“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使命。一方面，英国人“拙劣摹仿”英国大地主和法国农民的土地占有制，用命令实行贵族性质和民主性质的“两个性质相反的土地革命”，即实行柴明达尔制和莱特瓦尔制。“这两种制度都是贻害无穷的，都包含着极大的内在矛盾，都不是为了耕种土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61〕。“贵族……想降服它（指印度。--引者注），财阀……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62〕，从印度“不付任何代价地”进行掠夺，“士兵变成了警察，两亿当地居民被英国军官指挥的20 万土著军队所控制”〔63〕。这样，“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 摧毁了本地的工业……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64〕。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尚未出现革命形势，不可能通过民族独立革命挽救村社灭亡的命运。这说明，印度村社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根本没有独立和自由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英国人建设了电报、自由报刊、轮船、铁路网等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把农村公社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使“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65〕。这表明，既然印度村社遭到破坏而缺乏独立自由发展的条件，现在又与资本主义的英国等西方世界联在一起，那么自然就只有资本主义化的前途了。
    关于俄国，马克思说：“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66〕，而是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国家。而且，“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67〕之后，不断对外扩张。虽然俄国村社也“几乎被推向灭亡的边缘”，“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下去了”〔68〕，但造成这种情况的不是外族征服者，而是由于本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造成的，“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削弱得陷于束手无策境地的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69〕。所以，马克思设想，“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靠农民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使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那么，公社就不存在被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了”〔70〕。而且，俄国村社已渡过资本主义的触动时期，并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这就“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 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71〕。何况，1861年后“农民中普遍发生了骚动和暴乱”〔72〕， 出现了“运动好像眼看就要爆发了”〔73〕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正是根据这种种情况的分析，提出俄国村社的“卡夫丁峡谷”理论，作出了与印度村社前途不同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