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城市商人雇主在组织乡村工业方面作用加强。 不管是所谓的独立工匠制，还是委托制，城市商人在组织上的作用都不容忽视。独立工匠制越来越受到城市商人的控制。因资金薄弱，工匠一周生产的粗呢，用来出卖再买原料，商人资本垄断供给原料和成品收购、转运等。英格兰的中部地区本身不是乡村毛纺工业的中心地区，但盛产羊毛，而伦敦是呢绒的消费和出口中心，独立工匠无从有能力直接把原料和产品联系起来。到委托制时期，城市商人的作用更显著。格洛斯特郡阿宾登的塔克用委托制的方式组织乡村生产，他在15世纪时定期向乡村工匠提供羊毛，收购其产品。没有城市商人资本起组织作用，乡村工业的发展就不会那么迅速和广泛。
    4、城市职能的转变对乡村工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沿海港口城市的兴起为乡村工业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乡村工业产品走向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西部乡村工业和普利茅斯港、布里斯托尔港互为依存。工业在乡，商业在城。乡村工业发展的结果是乡村城市化。
    总之，原始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的最一般、最广泛的趋势是离开老城市，集中在新兴城市和乡村”。〔22〕城市人口和城市资本向农村转移，促使工业重心从城市向乡村转移。随着城市工匠迁居乡村，乡村工业获得了不少有熟练技术的劳动者，随着城市资本向乡村的渗透，又吸引了大量乡村廉价的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因此，乡村工业得到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
    三、乡村工业与乡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
    劳动力的非农化指的是农业劳动力不断地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过程。非农产业指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商业、服务行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农民中出现了大量兼业劳动。瑟斯克认为，17世纪，全国有1/2的农业人口农闲时从事工业。〔23 〕许多农民进而成为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人。另一部分农民则进城务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例如，兰开夏地区，农民非农化的程度相当高，曼彻斯特附近大约有50-70%的人口从事纺织。〔24〕位于奥尔德姆和哈德斯菲尔德之间的奔宁山区的萨德尔沃思地区，纺织业人口的比例甚至高达85%。〔25〕R·S斯科菲尔德和E·A·里格利对原始工业化时期城市人口、乡村非农人口的变化情况作过专门的研究。他们认为，1520年，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5%，乡村非农人口占18.5%，到1670年， 城市人口的比例上升为13.5%，而乡村非农人口的比例为26.0%，而到1801年，城市人口则上升为27.5%，乡村非农人口上升为36.25%。 〔26〕这个比例的变化情况，反映了原始工业化时期英国乡村人口非农化的发展状况。如加上同一时期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人数，则乡村非农化的程度比上述比例还高。
    人口城镇化指的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的一个人口地域转换过程。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乡村工业逐渐向城市集中，由原先的工业村庄发展为小城镇，有的甚至发展为工业中心。例如，“在崛起于15世纪的城市中，……不久以前还只是一个大村庄的萨福克郡拉文纳姆城在突然之间便崛起为英格兰最为富庶的15个地区之一。……在下一个世纪初，拉文纳姆城的呢绒商托马斯、斯普林成为萨福克郡境内仅次于诺福克公爵的首富之人。”〔27〕在近代英国工业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著名城市，许多是由乡村城镇成长起来的。如拉文翰、托特内斯、蒂弗顿、陶顿、利兹、设菲尔德、哈利法斯、威克菲尔德、布雷德、曼彻斯特、普雷斯顿、波尔顿和伯明翰等。其中，利兹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曼彻斯特附近形成一条5-10英里宽的工业带。 经过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发展，到1801年，英国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了27.5%，城市化已具刍形。
    乡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首先，非农产业在城市集聚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这是因为非农产业是一种外部经济。例如，工业生产发展需要供水、仓储、交通等基础设施，而居民消费的发展则需要文化设施、教育设施、享乐设施，这两类设施的公共使用也会节省利用成本，提高生产率和使用效率。其次，城市化所形成的人口集结，各种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汇合，不仅使劳动力得到最合理的组织和最有效的使用，而且使资本家、手工工场主更富有进取精神和竞争心理。重商、务实，讲究效益、敢于冒险的精神正为千百万人所崇尚、所实践。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神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28〕这同农村居民分散的居住方式所产生的懒散、拖拉、时间观念不强、进取精神不足、固步自封的精神风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城市居民同农村居民在精神状况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城乡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城市集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大有利于劳动者各方面的发展。所以，城市化使农村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再次，城市非农产业会反过来影响农业，推进农业的近代化发展。我们知道，农业的发展孕育了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城市化的第一前提，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前进的动力和重心已经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这时，城市会对农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下解脱出来了。”〔29〕最后，大城市的中心作用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统一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的最后形成，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聚核，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伦敦的存在和发展正好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伦敦作为民族经济的核心，产生了极大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同时期大陆欧洲国家没有实现如同英国一样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一个象伦敦这样的使整个国家都产生强烈的向心力和聚合力的核心。
    四、乡村工业化与近代化
    前面，我们论述了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英国经济方面的变革。乡村工业化推动了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人口分布和职能结构的转变。传统社会中，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农业是社会的主要职业，乡村占绝对优势，城市只是乡村的附庸。而乡村工业化促进了乡村城市化，从而改变了社会人口和职业分布情况，农业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到1801年、乡村人口虽占73.5%，而乡村农业人口只占36.25%， 这说明此时英国绝大部分人口也转向非农产业和城市。乡村社会是传统社会的主体，主体经济形态的改变就有全社会的意义。随着主体经济形态的改变英国率先实现由农耕世界向工业世界的过渡。
    乡村工业化也推动了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政治结构的转变。广大的农民从乡村的茅舍转向乡镇或都市，从农民到工人或商人身份的转变，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在传统社会里，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农村都支配着城市，居于领导地位，农村中的少数贵族地主是国家的统治者，成了国家的权力重心。而城市在传统社会中则处于次要地位，在政治上，它们受到土地贵族的统治。随着乡村工业的深化，大量的新型城市兴起，城市力量壮大，从而改变了这种传统状况，打破了固有的城乡关系。城市成为新兴工商业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聚居的地方，并成为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因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逐渐地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
    乡村工业的发展还推动了英国社会文化观念的巨大转变。新兴的乡镇成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根源。乡村城市化有助于增加对大众媒介的接触，对媒介日益增多的接触必然加强民众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城乡一改过去的对立，逐渐走向一体。因此，城乡之间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互相影响从而获得一种新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这个新的生活方式的获得宣布了旧的文化观念的解体。一种小型的、淳朴的，在信仰和习俗上同质的稳定的社会，在乡村工业化的潮流中转变了。因此，乡村工业化在造成制度、社会组织转变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化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