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段性质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阶段性质论”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曲折的历史经历和复杂的历史背景。
    首先，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和苏联同英法的关系的曲折变化分不开的，这种曲折变化妨碍着从历史的高度、从整体和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二战的性质，不是客观地而是简单地从“阶级观点”得出“阶段性质论”。这样，忽视了从历史的与全局的观点分析战争各方的地位、对战争的态度及其变化，从而判断各方追求的目标同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和人类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或相悖性，也忽视了对当时英法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和区别，“忘记了”即使在同德国采取重大的外交缓和步骤时仍然应当留有余地，仍然应当考虑到最终同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行战略联合或者结成同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然，英法方面的迟疑观望和自私狡猾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1939年8 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8月31 日莫洛托夫在对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仍对苏联同英法未签订任何形式的条约表示遗憾，他说：“我们与其他若干非法西斯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竟未订有此种（互不侵犯）条约，但此非我们之过。”〔4〕
    其次，上述观点的形成同英法苏谈判破裂，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直接的关系。大战迫在眉睫，三角关系微妙复杂，利益攸关，各有打算，各有忧虑，英法的缺乏诚意和企图“祸水东引”政策是导致英法苏谈判破裂和苏联转向同德国签约的重要原因之一。英法苏在战争中终于走到一起，是由它们面临法西斯轴心国的严重威胁这一共同的现实、有着反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共同目标以及有着维护各自国家的安全这一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前后两阶段都是一样的，决不是由于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的结果。
    再次，苏联对战争性质的评价，明显带有苏联当时同英法和德国关系短暂变化为转移和外交需要的特点。短短两个月中，苏联对战争的判断和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既有其适应外交战略调整的需要，也有其适应对外宣传的需要。如果说，8月31 日莫洛托夫还在为英法苏“在欧洲缔结一个反侵略的互助公约”失败而唱挽歌的话，那么，10月31日他则来了一个急转弯，为苏德关系的“根本改善”和“友善关系的建立”而唱赞歌，并且谴责英法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了；莫洛托夫8 月31日报告说：“诸位深知，英法苏谈判是为了在欧洲缔结一反侵略的互助公约”，“只须英法苏同意，规定种种军事步骤，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则反侵略互助公约的缔结，即有价值”。“一方面，英法害怕侵略，因此它们想和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但在另一方面，又怕会加强苏联的力量。〔5〕莫洛托夫10月31 日的报告则说：德苏多年的不正常关系“已经根本改善了”，“已由苏德彼此的接近和友善关系的建立所代替”，两国关系“已经建立在坚固的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因此苏联对德政策的方针应当是“巩固两国友善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在政治上赞助德国趋向和平的愿望。”〔6〕对于英法， 则放弃了“反侵略”和“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的提法，指责英法“假借恢复旧时波兰国家的名义来继续进行现时的战争，是很荒谬的”；认为“‘侵略’和‘侵略国’这样的概念，在最近几个月来已取得新的具体内容，已有新的含义了”，“德国是处在趋向于立刻结束战争并达到和平的国家地位中”，英法对德战争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恢复旧时的波兰，不在于“进行这种以冒充拥护‘民主’为掩饰的，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名义的战争”，也不在于建立自身的安全保障，而仅仅是“与这两个强大殖民地占有国家底物质性的利益有关”，所以明显地具有“这一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7〕
    再则，苏联对二战性质主要是对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的认识几经变化，还受到战后国际关系处于冷战时代东西方对立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1942年5月英苏签订反德同盟互助条约， 明确了两国共同反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的性质，该条约7 次提到德国及其同伙的“侵略”或“侵略行动”，并决定结成同盟制止这种侵略。〔8〕应当说， 这已经“修正”了对战争初期阶段英法进行战争性质的认识和结论，然而，战后反法西斯盟国的分裂和矛盾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两大集团的对抗与冷战，苏联同西方国家对二战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分歧，对英法进行战争的性质的结论又重新回到了1939年九、十月间的立场。这种变化，不能不带有冷战时代的政治色彩。在冷战已经结束之后，今天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客观上已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阶段性质论”是建立在仅仅以欧洲战场为着眼点、排斥亚洲及其他战场对战争性质的决定作用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当我们今天已经承认30年代初已揭开了二战的序幕、30年代中期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大战在东方的爆发，从而确立起对大战进程的新的认识之后，“阶段性质论”就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基础。
    三、从整体的观点与全局的观点认识二战的性质
    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必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遵循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历史的高度，世界整体和战争全局的观点出发，我们把二战看做是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开展的一场战争，具有始终如一的性质，并且同一战的性质完全不同，这就是：二战自始至终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进行自卫的战争，对于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来说，也是反法西斯侵略和扩张的防御性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整体性质论”观点。
    从30年代初起，日本法西斯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30年代中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德意法西斯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此后，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着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和奴役同反法西斯侵略扩张和奴役、发动世界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与制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两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决定着全人类的命运，决定着历史是向前发展还是出现巨大的倒退。任何阶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力量都将在这一斗争面前接受检验，其立场与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都将以此为标准，接受这一斗争的检验。
    国际政治力量围绕上述斗争出现了两大组合：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形成和英法苏等反法西斯国家争取结盟的努力。当大战危险的阴云已经笼罩着国际政治舞台之际，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却仍然障碍重重，道路坎坷曲折，在遭受重大挫折、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得以实现。历史无情地表明：在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国际政治力量关系的组合和调整并不仅仅是以国家的阶级性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唯一尺度来进行的，其最终的决定因素乃是世界和平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最高利益。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将在这一共同的利益中找到它们的契合点而联合起来，不管他们的阶级属性、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如何的不同和对立，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要破除“阶段性质论”确立“整体性质论”，不仅需要破除战争与国际关系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充分肯定亚非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阿比西尼亚等国家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意义，还必须对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政权性质、对内对外战略及其对战争的态度、目标和所负责任加以区别，只有这样才能明了为什么必须从一开始就将英法进行的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