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意大利继而在德国和日本有了恶性膨胀的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右翼反动思潮，对内实行公开的恐怖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危及世界和平，把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法西斯国家同西方殖民大国的矛盾和冲突，不仅触及其殖民利益，更威胁其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从大战前夕的客观形势来看，敌对双方的军备竞赛、攻守态势及外交政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力求维持现状，避免战争，保持既得利益，甚至推行绥靖政策，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来达到这一目的。总体上说，其防止战争的发生，同苏联和各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方向客观上是一致的，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但英法统治者的自私、畏惧、狡诈和动摇不定也是显而易见的。1939年8 月英法苏谈判的失败和德苏条约的签订表明，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力量组合使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努力遭受重大挫折，法西斯德国的离间分化策略使局势发生了利于德国的变化，通向战争之路的大门洞开了。
    英法等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大战的目的、性质和对战争发生所负的责任，同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是二战的发动者，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而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对人类犯下了巨大的战争罪行，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英法进行这场战争固然有其消极的方面，即维护其剥削阶级利益，殖民利益和霸权利益，推行绥靖政策对法西斯一再妥协退让，以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维护自己的利益，拖延同苏联的结盟企图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但英法的基本立场是处于防御和自卫的地位与立场，其基本态度和政策是力图防止和避免战争的发生，英法还承受了其错误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所有这些都既不能同法西斯国家混为一谈，也不能与一战的情况相提并论。
    作为大战前奏阶段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国家的人民已经广泛开展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独立战争和革命运动，对于决定二战前期的性质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30年代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局部蚕食发展到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进行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世界东方形成反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无疑也是评价二战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自不应以苏联是否已经参战判定其地位与性质。1936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以及阿人民英勇的抗意战争，同年西班牙法西斯将领发动叛乱，德意的积极支持和干涉西内政，这些战争和斗争汇成二战的序幕，从一开始就对二战的性质打上了明显的标记。“阶段性质论”把这些重大事件和二战的组成部分排斥于外，或撇在一边，仅仅以苏联参战之日来判断二战性质发生重大变化云云，岂不是太自专了吗？
    就英法等对中国和阿比西尼亚事件的态度来看，存在着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英法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措施支持中、阿的反侵略战争，制止日、意的侵略行为，甚至包庇侵略者，掩饰其侵略，模棱两可、敷衍塞责，但这种态度同日意法西斯侵略者自然有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英法等基本上还是反对法西斯国家在中国和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行为的，是同情这些国家的反侵略战争的。例如：1935年10月7日， 即意大利发动侵阿战争后第4天，英法控制的国联曾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19 日，国联进而宣布开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但英法商定“不做任何可能导致（与意直接发生）战争的事情”。〔9〕1936 年西班牙法西斯叛乱挑起内战后，法国总理勃鲁姆曾表示应当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军火，但勃鲁姆同英国首相鲍德温会唔后，双方决定采取“不干涉”政策，勃鲁姆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英国政府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西班牙战争的扩大”。〔10〕1937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美国国务院于10月6日就曾发表声明， 谴责“日本在华的行动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原则的”，是违反有关国际公约的。〔11〕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曾表示英国政府将对罗斯福关于采取共同行动以维护和平事业的声明取积极的态度。〔12〕英美后来在内外压力下退缩了，这有其复杂的背景和根本性的弱点。但总的来说，在评价二战性质的时候，不考虑这个时期英法对上述事件的这些态度，将其与德日意的情况不加区别，等同起来，也是不合适的。如果这样做，就难以真正说明英法等国家同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和微妙态度，也难以说明英法同苏联和各反法西斯国家走到一起的事实的根本原因。
    以上就是我们主张从整体上来认识和判定二战性质的理由。
    四、关于认识二战性质的几个比较
    为了更好地说明关于二战性质的整体论观点，我们进一步对几个类似的或者相关的问题作一比较，相信这将有助于对二战性质作出合符实际的判定。
    在历史发展的座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战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之进行分析时，采取了唯物辩证史观，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法国大革命涌现出的代表人物拿破仑一世在欧洲进行了一场持久的战争。恩格斯一方面指出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法国的“恐怖统治”搬到了其他国家，实行“征服”；另一方面又指出，拿破仑的对外征服客观上把法国革命的法律带到这些国家，用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的关系和方式，“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3〕斯大林在把拿破仑和希特勒进行对比的时候指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14〕马克思在分析欧洲国家的反法战争时也指出它们的两面性：“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的性质和反动的性质相结合的特点”。〔15〕在这里，经典作家既不因其阶级的进步性而否定其战争的征服性，也不因其阶级的反动性而否定其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进步性，而否定其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进步性，从而把阶级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可见，片面的阶级观点不可能说明历史的真实。
    关于普法战争，马克思也作了类似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普法战争“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而在第二帝国崩溃后，“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的性质而变成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16〕列宁也认为，在拿破仑三世失败以前，战争在德国方面“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目的在于冲破维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的外力，其后则变为“掠夺法国”的战争。〔17〕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具有“防御性”和“进步性”的普鲁士的方面，还有着三个突出的特点：（1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阶级的反动性；（2 ）进行战争的目的除了为德意志的统一扫清外部障碍之外，还有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性质；（3 ）普鲁士统治者有意“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地位”，蓄意挑起战争〔18〕。尽管如此，经典作家都肯定了普鲁士方面的防御性质和进步性。而当法皇色当投降后，又肯定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统治下的法国的防御性质和正义性。他们既从阶级观点出发，又不囿于阶级分析的观点，而是把握住各阶级各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同时也从人类发展的总的趋势和历史事变的整体范围，从战争各方所处的地位、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决定性特征，作出实事求是是分析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