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把二战初期英法的情况同一战时的情况比较，二者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1）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有不同。 一战前夕欧洲两大对立的集团矛盾尖锐，难以解决，双方都希望通过战争来解决，它们是大战的共同发动者，对战争负有同样的责任。二战之初英法则力避战争的发生，不惜一切代价一再让步，力求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矛盾，保持既得利益，对战争持消极妥协的态度。（2 ）在战争准备和临战状态方面也不同。一战前夕双方都积极扩军备战，开展军备竞赛，对对方采取进攻态势；而二战之初，英法基本上取防御和被迫自卫的姿态，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更是着眼于本土的安全，属纯粹防御性质，即使德国已进攻波兰，被迫承担起防卫盟国义务时，仍取消极观望态度。在1940年夏法国败降之后，更是变为完全的自卫与防御了，岂可待到一年之后苏联参战再言其为防御性战争。（3）在战争的目的上也是不同的。 一战时两大集团的目的都是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而二战前夕的英法则有所不同，虽然有其垄断资产阶级维护其既得的殖民利益和霸权利益的因素，但他们主要地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进行战争具有明显的被迫性防御性和自卫性，并且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4 ）在敌我友的选择上也是不同的。一战时英法在盟友或朋友的选择及其利害关系上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而二战的情况则不同，二战前夕业已形成这样的局面：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与战争政策既威胁到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命运，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和进行革命斗争的人民，也威胁到英法的安全和利益，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面对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威胁，有着抗击法西斯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和共同要求，结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是共同利益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把英法同反法西斯国割裂开来，实为不智之举。因而，把英法看做是“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无疑是不合适的，这既模糊了同英法这样的反法西斯国家争取结盟的正义性，也混淆了敌我友之间的界限。
    最后，再把当时的英法与德意日国家稍加比较，其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与内外政策既有相似性又有着差异性。德意日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极端保守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翼集团，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其保守性与反动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走向全面反动，政治上剥夺本国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其恐怖统治威胁到人民的生存权利。英法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资产阶级的现存制度和既得利益下继续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允许反对党和反对派的存在，给予人民以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这同法西斯恐怖统治是有重大区别的。在对外政策与扩充军备方面，二者也有不同。英法为保持既得利益、政治优势和势力范围，力图维持凡尔赛体系，保持和平的国际秩序，把争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张《非战公约》的非战原则应予维持，“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相互关系中废弃以战争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19〕在军备竞赛与军事战略方面，基本上处于被动与防御的地位。德日意则以其迅速增长的实力力主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不择手段地实行军事征服和拓展疆土，夺取新的“生存空间”和“阳光下的地盘”，为此积极进行扩军备战，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总动员，全力以赴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以达到目的。总之，在德意日方面，其政治战略具有进攻性，军事战略具有冒险性，对外政策具有挑衅性，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乃是其既定方针，而在英法等方面，政治战略具有防御性，军事战略具有保守性，对外政策具有妥协性，其基本思想是竭力避免大规模战争的发生。这说明，即使在欧战爆发初期，简单地笼统地一言以蔽之而把英法进行的战争同德意日进行的战争统称为“帝国主义战争”，也是不合适的。
    五、重新界定二战性质的意义
    当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重新审视重新界定二战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二战这一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二战对当代世界和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的许多方面和若干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认识和探讨。如同关于二战的其他若干问题一样，对二战的性质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疑问和分歧，不同的国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对我国学者来说，应当独立地思考和审视历史，在时代与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更充分的条件去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再接受和维持过去那种片面的、实用主义结论就太不合时宜了。
    第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关于二战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关于敌我友的正确认识与划分以及制订相应的战略策略对我们始终具有特别的意义。二战提供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力量组合并不仅仅以国家的阶级性、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为依据，在面临决定人类命运的大规模战争的时候更是如此。二战的进程与结果表明，国际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世界战争更是扑朔迷离，战争的遏制与防止，战争的发生，战争的性质，战争各方的关系与格局，战争进程的发展与突变等，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去分析和把握，对于战争的性质与对敌我友的认识和判断，一旦出现失误和偏差，或者作出过分的反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随时加以修正。即使在冷战时期，在当代，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也仍然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必要的联系、交往和合作，需要求同存异、相互依赖。在国际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史上许多国家不得不遵循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则。这对防止战争的发生，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第三，关于二战性质的整体论观点有助于驳斥某些原法西斯战败国出现的错误思想和言论，特别是有利于批驳其否认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推卸战争责任、抹杀战争罪行的企图。例如在日本，长期以来某些政界人士和右翼势力，力图否认日本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事实和性质，声称日本攻击了别的国家，别的国家也攻击了日本，彼此彼此；他们推卸战争责任和否认战争罪行，宣传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和原子武器的受害者。“阶段性质论”的不加区别的观点在这方面具有消极的作用，因此必须明确区分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责任、战争罪行和应受的惩罚，而不给这些人以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
    看一看日本联合执政党和众议院通过的战后50年决议，日本在“反省”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时说什么“深思世界近代史上很多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认识并深刻反省我国过去的这种行为”云云，这种歪曲历史，逃避二战罪责、混淆世听的“彼此彼此”论调，不是真正值得令人深思和引起注意的吗？
    第四，确立“整体性质论”的重要意义根本点在于：肯定二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战争，有利于充分肯定中国抗日战争在这场大战中的重要作用，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的地位，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种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阶段性质论”则恰恰无视中国战场早已存在，否认或贬低业已存在的中国抗日战争在决定这场大战的性质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仅仅以苏联是否参战作为判断大战性质的标准，这是“欧洲中心论”与大国主义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坚决摈异这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