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史迪威，抗战时期中国战区参谋长，收复缅甸、打通中印缅交通的头号功臣，因“史迪威事件”而在美国家喻户晓。克莱尔·陈纳德，威震日军的“飞虎队”队长，1943年12月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但这两位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在中国的日子里，争吵不休，积怨甚深。本文将透过史、陈之争，从一个侧面揭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
    抗战中后期，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曾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关注。然而不少人忽视了这个问题的最初层面是在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展开的，并逐渐引发中美对日战略的巨大冲突和导致史迪威直接同蒋介石争夺指挥权的斗争。
    我们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谈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近期，用中国军队拖住日军，最后打败日本；远期，同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长期合作，以获取美国在远东和中国的永久利益。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加强中国的战略地位，为此同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最大限度地调动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为加强中美之间的联系，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请求，选择一位高级军事官员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官方鉴于中国军队的现实状况，认为这位官员不仅要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时还要“重视中国内部军事改组”。〔1〕
    1942年3月，史迪威以中将衔身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 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等多项职务来到中国。〔2 〕对史迪威的任命及拥有如此之多的权力，在美国高层虽有不同意见，但毕竟没有出现重大分歧。因为像史迪威这样出身西点军校，有长期在中国任职的资历，精通汉语，了解中国情况且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并不多。因此，史迪威是完成美国军事目标的最佳人选。然而，这一任命还是引起了风波。
    对史迪威任命的不满较早是来自国民党政府。首先，美国在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权上一反惯例，未能像对待其他盟国一样，由受援国元首执掌，而是由史迪威独控，蒋介石认为这是美国对另一个大国的藐视。其次，史迪威同时具有美国驻华军事代表的身份，意味着史迪威可以按照美国方面的意图独立行使军事指挥的权力，这同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权形成矛盾，引起蒋介石的不快。就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美国方面派出的人对他言听计从，不必干涉他的权力，“听命于中国统帅”，“只有运筹策划”。更“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太多只会使他惘然无措”。〔3〕第三，史迪威同时拥有在华空军指挥权，无疑冷落了蒋介石、宋美龄的老朋友--在政治上完全亲蒋的陈纳德。因为蒋介石更看重中美结盟的政治意义与合作者的政治态度。
    对美国决定的不满，同时也来自陈纳德。陈纳德早在1937年5 月即到中国，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的顾问。由于工作关系，他同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关系十分密切，且十分崇拜蒋介石，认为他“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4〕1941年8月，在陈纳德的积极奔走之下，经美国官方秘密授权，组织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支部队1941年12月20日首次在中国西南地区投入对日作战，初战告捷，陈纳德的名字家喻户晓。中国老百姓以特有的想像，把航空队叫做“飞虎队”。
    以陈纳德在中国的战绩和同中国高层的关系，蒋介石和陈纳德都认为在中美结盟后，陈纳德将得到美国军方的重用。当陈纳德得知“志愿航空队”即将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向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陆军航空队会“引起志愿队战斗效力的破坏，很可能长达四到六个月之久”。为此他建议：“鉴于我十分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及日方的战略战术和其总的态势，我认为，最好的安排是将我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将级军官和中国空军指挥官。我身负这一重任，就能既能领导美国志愿队，又能领导将来派往中国任何航空队的作战单位”，“我不相信到这里来的任何一位其他陌生军官能像我那样出色地办理这些事情”。〔5〕
    陈纳德的要求得到蒋介石的支持。除去蒋、陈私交这一因素外，陈纳德曾信誓旦旦地向蒋介石承诺，只要他能得到500架战斗机和100架运输机，再加上“全权指挥这个地区的空军”就能打赢这场战争。陈纳德不曾意识到这种大包大揽所要负的政治风险，因为仅靠美国人打败日本的任何承诺都是有违于美国援华抗日的基本目的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更直接同史迪威改造中国军队，增强中国陆军战斗力的使命相违背。但这种承诺却很对蒋介石的胃口，因此，蒋介石为陈纳德的请求积极呼吁，“委员长初欲美方委托陈纳德为驻华美国空军最高司令”。〔6〕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曾向蒋介石保证让陈纳德担任中国的高级指挥官”。〔7〕
    但事与愿违，蒋介石的要求和马歇尔的许诺受到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和史迪威的反对。史迪威提议由他的老部下克莱顿·比斯尔为陈纳德的上司。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美国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作为第23战斗机大队驻中国特遣队。陈纳德虽然同时被授予准将衔，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职位和独立指挥权。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对陈纳德的不公，“纳德虽有辉煌之战绩，而竟屈于默默无闻之指挥官”〔8〕。 陈纳德本人更是愤愤不平，他曾同比斯尔共事，早有介蒂：“比斯尔这个人选在我退休时的级别比我还低”，“他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9〕。陈纳德和他的队员都认为这一决定是史迪威作梗，“这样， 两个个性很强的领导人就开始了后来变成一场持久的、破坏性很大的斗气”〔10〕。陈纳德的这些怨气在史、陈矛盾的初期，对中美关系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仅仅表现出陈纳德对自己军事才能未被认可以及早就存在于美国陆、空军矛盾的反映。尽管如此，陈纳德和史迪威在初次合作中还是融洽的。史迪威回忆说：“我同他谈了很长时间，终于使他冷静下来。他同意把美国志愿团并入美国空军，并说乐意在我的领导下供职。非常令人感到欣慰……他还不错”〔11〕。但是这种潜伏的矛盾，随着蒋介石同史迪威发生冲突后，史陈矛盾开始升级，而且具有明显的争夺权力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