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3年5月，罗斯福召见了史迪威和陈纳德， 以听取他们的陈述。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已意识到史、陈之争实际上已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罗斯福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中表明了他不愿对蒋介石采取严厉态度的理由：美国是中国的盟国，他亲自提议给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蒋介石是“四亿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并且他已经在中国建树了“我们花费两个世纪才取得的成就。”〔27〕总统助理柯里的观点更明确地表达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以深刻的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规定什么条件或附带什么但书。”〔28〕罗斯福清楚，在中国，要把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支持陈纳德，无疑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既可拉住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边，牵制日军，更可以保持美国同中国政府良好的关系，对蒋介石做出一点让步，从长远来看可以获取更多的实惠。
    但是，完全支持陈纳德又是不可能的，史迪威的立场更准确地反映出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基本原则。在维护美国现实利益上，史迪威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而且“白宫未必有人相信唯独空军才能有所作为”。〔29〕对蒋介石热衷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的真实用意，罗斯福并非不了解，但这对美国未必是件坏事。因此，罗斯福在史、陈之间搞“折中”。一方面，他继续支持史迪威反攻缅甸，打通中印缅交通，保持中国地面战场对日本的牵制与威慑作用，也利用史迪威的强硬态度和对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压迫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另一方面，他对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予以认可，保证中国的空中优势。为此，他在1943年3月8日下令组建独立的第14航空队，任命陈纳德为司令，同时晋升为少将军衔，四个月后，又任命他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为安抚史迪威，美国陆军部授予史迪威一枚最高荣誉军团勋章，以肯定史迪威在中国的贡献。蒋介石也接受了这种“折中”，承诺中国军队二次入缅作战。
    四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冲突，最初源于他们各自出身陆空军形成的战略观念的差异。但究其根本则是源于美国对华政策自身和中美双方战略利益的冲突，表现为：援助中国积极抗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同蒋介石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的矛盾，即现实军事利益与长远政治利益的冲突。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整个太平洋战场形势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美国现实利益退居次要地位时，罗斯福逐步调整对华政策，由“折中”史、陈的办法，进而放弃两面政策，将美、蒋利益吻合起来。
    太平洋战争之初，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内的所有盟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国民党军队虽然也屡战屡败，但仍然保持着半壁河山与作战部队的完整，美国十分看重中国战场对战胜日本的军事价值和潜力。特别是中国有巨大的人口资源，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所说：他和总统想要购买愿意按美国人的要求“什么都干”的“一百万突击部队”。〔30〕史迪威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军队士兵吃苦耐劳，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支优秀的军队相媲美，中国军队是打击日军最理想的军队，无能的只是军官。因此，改组中国军队，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当务之急。但这些想法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蒋介石有他自己的打算，正如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将军所言，期待蒋介石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纽约时报》社论中也指出：国民党政权“想利用它同美国结盟捞取金钱、武器以及帮助他们赢得国内最高权力”。〔31〕这些预言不幸被言中。
    1942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作战非常消极，官兵不思作战，内部腐败。美国援助的军用物品出现在大后方的市场上，1943年蒋介石违背诺言，拖延出兵缅甸，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在毫无抵抗下再次将大片国土丢失。在河南作战的日军讥笑国民党军队跑得比他们的骑兵还快。蒋介石这种明显的保存实力的做法，同美国的期望相去甚远。为此，罗斯福、马歇尔都支持史迪威加强中国地面作战的计划，甚至必要的时候由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美国人从来不掩饰他们利己的立场，大国沙文主义、殖民主义的色彩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时隐时现。
    而蒋介石根本不正面回应美国和史迪威的要求，他巧妙地利用陈纳德，支持他的空中战略。因为若实现空中战略，这是美国人的事，对国民党有百利无一害。更何况这种绝好的主张又是出自一个同样是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将军之口，蒋介石既可通过对日空战获得大量的美援，又可避免“保存实力”之嫌。
    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无可避免地在中美分歧中成了矛盾的焦点，蒋介石不但利用了陈纳德，同样也利用了史迪威，即以排斥史迪威向美国表达出他的政治诉求，警告美国不能无视他的大国领袖地位和他在未来国内政治上的利益。史迪威和陈纳德作为职业军人，其共同的特点是不谙政治，尤其是不懂得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深刻含义，这种含义就是美国既不能放弃其军事利益，同样也不能放弃在华的长远利益。首先，没有蒋介石政府的合作抗日，日军将被大批抽调到太平洋战场，美军将陷于危险的境地。其次，利用中国打败日本就意味着战后远东格局的重新组合，亲美的国民党政权将在新的组合中发挥巨大作用。其三，利用蒋介石强烈的反共立场，抑制苏联及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保护资本主义和美国在中国及远东的“巨大市场”。因此，虽然蒋介石政府同美国的短期目标相冲突，却不足以使美国放弃国民党政权。史迪威、陈纳德对此不一定清楚，但蒋介石却深谙其道。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罗斯福必须选择一种既能达到美国近期军事目标，又不激化同蒋介石的矛盾；既要对蒋做出一定的妥协，使其保持亲美立场不变，又要保持美国对华政策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灵活的策略和两面战略。而史迪威采取了过于激烈的对抗方式，甚至当面顶撞、羞辱蒋介石，它的后果可能会危及美国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偏离美国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陈纳德虽然同蒋介石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过多地染上了私人色彩，不能正确代表和反映美国的原则立场。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和陈纳德如出一辙”，〔32〕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蒋介石的代言人，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面对史、陈冲突和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罗斯福不失时机地修正了他的两面政策，尤其是在史迪威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受挫后，退而求之，欲将中国战后的政治作用提升到首要地位，即最大可能把中国变成远东抗衡苏联扩张的桥头堡。
    1944年下半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绝对优势，美军可以不依靠中国大陆而独立发动对日本本土的攻击，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下降，罗斯福果断放弃他的两面政策。这个转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10月间召回史迪威，开始在政治上全力支持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权。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史迪威和陈纳德成了两个悲剧性的人物。史迪威没有亲眼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日军的投降，更没有想到由他亲自指挥打通、洒满中美两国士兵鲜血的中缅公路上运送到中国的武器装备，全部被蒋介石用来打了内战。陈纳德在史迪威被召回国后，不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在抗战胜利前夕被免除了军职而退役。这一结果除去因为陈纳德和蒋介石联手把史迪威排挤出中国而激怒了美国军方外，他同蒋介石过于接近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原因。
    收稿日期：1995-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