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对人类生活具有极大影响，也是世界史研究的热门课题。城市的兴起，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是人类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马克思曾经把整个社会经济史概括为城乡对立的历史。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于城市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史学家古朗士写了《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宗教信仰为主线，向人们描述了古希腊罗马城市的社会历史。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都市化问题以及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城市的历史，对于城市的性质特征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近几十年来，以芬利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城市研究及其与此相关的考古调查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85年，城市史中心在英国累斯特大学成立，把对城市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也为史学家研究古代城市提供了良机。我国学者从八十年代起，对于与城市相联系的城邦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然而，我们应当承认，国内对于古代城市的农业基础和经济特点研究得还很不充分，对古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更是极少论及。笔者试图以古希腊罗马为例，就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及其与农村的关系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
    一
    马克斯·韦伯在论述城市的经济特征时，曾经把城市概括为“市场周围的居住地”，①这一结论并不能代表古代城市的特征。国内外史学界不少学者在进行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时，往往过份强调商品经济在希腊罗马城市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古代城市的一般经济规律。其实，对于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马克思早就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②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古代城市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也是它区别于中世纪城市和近现代城市的显著标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考古文献资料来证明这一论点。
    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希腊罗马城市也不例外。在某些希腊城邦的钱币上，有小麦穗和大麦穗的图案、农业女神墨忒耳、葡萄种植业庇护神狄奥尼索斯或者他的伴侣--萨堤罗斯的头像，以及盛酒和葡萄的尖底双耳瓶的图形③，钱币的图案无疑反映了农业在希腊城市的重要地位。对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掩埋的庞贝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农业是这座罗马城市生活的基础，维苏威火山的坡地布满了葡萄园，庞贝以生产葡萄酒而远近闻名，④史实足以说明农业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意义。
    农业在古希腊罗马城市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古希腊罗马人普遍形成以农为本、重农轻商的思想，农业被视为自由民的本业。罗马共和早期，元老贵族皆以躬耕田亩为荣。西塞罗、李维等古代作家都提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罗马贵族辛辛那图的故事。当元老院代表宣布他被推为狄克推多（独裁官）时，他正在其4尤格土地上辛勤耕作。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利古路斯被任命为罗马对非洲作战的指挥官。战役胜利后，他渴望立即回到自己7尤格土地的农庄上料理农事。但事与愿违、元老院没有派新的指挥官来接替他，这使他十分恼火，抱怨不已⑤。罗马对外扩张特别是建立帝国之后，元老贵族早已成为拥有广阔地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过执政官和卑斯尼亚全权总督的小普尼林地产极多，既有一望无际的拉蒂芬丁，也有几百尤格的中等规模农庄。尽管公务繁忙，他对农庄事务不敢有丝毫懈怠。在修剪葡萄季节即将来临之际，他向图拉真皇帝请假回农庄料理农事。⑥
    商业在古代城市被视为贱业，希腊罗马城市颁布法令限制人们经商。在忒拜有条例规定：凡是曾经从商的人，必须经过十年不到市场作卖买行为，才能担任公职⑦。公元前218年，罗马元老院颁布克劳狄乌斯法，禁止元老经商。⑧雅典的商业掌握在没有完全公民权或政治权力的外邦人手中，希腊重要的商业中心德洛斯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是外邦人。人们往往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弃农经商。如担任过雅典海军统帅的安多西斯，是在被国家驱逐落到贫困艰难境地的情况下才被迫经商的。⑨商人们的目标之一，就是一有机会就从商业中退出来。
    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作家们对当时人们重农轻商思想作了集中的概括和表达。苏格拉底认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因为，这种谋生方法可以锻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色诺芬在《经济论》中强调，靠农业为生是最光荣、最好和最愉快的事情。“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⑩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从事农、牧、渔、猎，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是顺乎自然值得称道的；而经商靠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牟取自己的利益，则不合自然应该受到指责。（11）公元一世纪罗马农学家科路美拉在其著作《论农业》中，把从军、航海经商、放高利贷和包揽辞讼等看作“乌七八糟”的职业，而把从事农业看作适合于自由绅士高尚身分的行业。（12）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的作家们留给后世极为丰富的农事诗和农学著作。除了人们熟悉的希腊诗人希西阿德的《田功农时》和罗马作家加图、瓦罗和科路美拉论农业的著作外，萨谢尔父子写书对罗马人进行农业教育，被老普林尼称为加图之后最杰出的古代农艺学家。维吉尔写诗赞美农业，享有“农业之父”誉称的迦太基人马戈的二十八卷著作经罗马元老院命令被译成了拉丁语。（13）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作家们重农轻商的共同认识无疑是对当时农业为城市之本经济现状的反映。
    古代城市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农民是城市居民。这与由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体的中世纪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里斯多德在分析僭政产生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古代各城邦都是土地狭小，人民散居效野，从事农耕；他们的首领都是善战的健者，这就尽有建立僭政的机会了。”（14）据说，公元前403～402年，雅典四分之三的公民是农民。（15）另一种说法估计，公元前403年，只有5，000名雅典公民不是土地持有者。（16）无论如何，农民在雅典市民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