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土地财产和农业是古代城市的基础，那么它的经济必然就是一种自然经济。西方学者对工商业在希腊罗马城市中的地位以及古代城市的经济属性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马克斯·韦伯认为，古代城市是消费中心，中世纪城市则是生产中心。芬利支持韦伯的观点，并在其著作中进一步强调古代希腊罗马的经济属于自然经济，否认制造业在古代城市中的地位。（33）而罗斯托夫采夫则认为，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雅典是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商业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化城市和公元前二世纪以后的罗马城市十分发达，因而产生了城市资产阶级。（34）
    我们应当承认，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手工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个消费中心。在希腊一些城市里，采矿、锻造、造船和制陶业比较发达，雅典的劳里昂银矿就十分著名。大约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希腊出现了一些小的手工业作坊，并产生了一些专门或部分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考古学家在这个时期雅典的陶工地区遗址发现了许多制作陶器的古典炉子（35）。公元前五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有二万多名奴隶逃到斯巴达，其中很多人是工匠。（36）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公民提马库斯的皮革作坊里有9-10个奴隶在劳动。德莫斯提尼的父亲拥有两个作坊，武器作坊里有32-33个奴隶，制床作坊里有20个奴隶（37）。在对罗马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金或象牙制品、吹制玻璃酒杯、医用设备、上釉餐具、挂锁、铁钉等手工业制品，（38）证明了手工业在罗马的发展。
    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商业也并非全然暗淡无光。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科林斯和雅典等希腊城市开始制造自己的钱币，（39）并出现商业集中点--市场（agroa）。罗马也在公元前四世纪开始铸币。希腊语言承认三种不同类型的商人：kapelos指当地商人，naukleros和emporos指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不同的是，前者自己有船，后者则租用别人的船从事贸易活动。（40）
    然而，我们不能过份夸大工商业在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经济中的作用。在希腊城市内，几乎没有手工业集中的地区。考古学家们企图在希腊城市建立后的古风时代遗址中发现手工业生产地区，但没有获得成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以前，希腊存在着工业活动集中的地区。著名的公元前七世纪科林斯的“陶工住处”不过是正常的家庭居住区。即使对于前面所提到过的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的陶工地区，专家们也断定其规模很小，也许只是部分时间的家庭操作。（41）
    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商业发展处于简单原始的状态。商人缺乏资本，经商风险极大，路途艰险。商业结构简单，所谓商人公会不过是宗教崇拜协会，而不是中世纪那样的商业联盟。钱币制度纷繁，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货币，而且经常贬值。银行信贷业信用得不到保证，因而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绝大多数人宁愿把钱放在家里。（42）
    应当指出的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罗马的城市工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罗马城的居民达到100万人。根据霍普金斯计算，到意大利扩张结束时，它的非农业人口从百分之十上升到百分之三十，（43）出现了一些与古代城市不同的特征。这并不是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完全是战争这个超经济强制所致。罗马对外扩张的征服战争一停止，城市就逐渐回复到原来状态。
    因此，我们说，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古代城市中，虽然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占支配地位的无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使是希腊罗马城市也不例外。就像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带着不少猿的特征的人一样，刚刚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城市也带着不少农村的特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半乡村城市”。
    二
    对于古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国内学术界很少涉及。实际，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笔者认为，古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依赖的。由于古代城市的自身特点，这种依赖性显得格外突出。
    首先，古代城市与农村是相互对立的。人类生存的空间分裂为城市和农村之后，居住在这两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利益关系。城市人口相对密集，为了维持城内秩序和保卫城市领土，就需要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权力机构。古代希腊罗马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地区，建立了城市国家或者说城邦。城市是城邦统治机构所在地和政治中心，斯巴达的长老议事会和罗马的元老院在城里讨论法案和行使职权，雅典的公民大会定期在城内召开。设在城中的统治机构对周围农村地区发号司令，形成了城市对农村的统治。有些城市还利用统治权力对农村征收租税。罗马城消费了大量农村缴纳的实物税和货币税，迫使农民不得不生产和出卖更多的粮食以便付税。这种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必然引起城乡经济利益上的对立。
    居住在城市的人在生活方式上必然与居住在农村的人有所区别。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居民看不起农村人，认为他们是乡下佬。而农村人则因为他们城市邻居的柔弱和颓废而瞧不起他们。（44）一位学者以罗马水道来形容罗马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他说，罗马城以水道的形式把它的触角伸到内地，把土地的资源吸取到城市中心。进入以城市的水供应着作为交际中心的公共浴池，也是抛弃乡下人恶臭的洁净文明生活方式的象征。（45）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古代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和对立。
    其次，古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又是相互依赖的。由于古代城市与乡村都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古代城市对于乡村的依赖性就特别突出。
    在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农村聚居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城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农村聚居地的增加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交流的扩大是城市产生的基础。宾特里夫和斯诺德格拉斯在希腊彼奥提亚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在21平方公里的空间里，几何陶时期农村聚居地的总数最多为7个，古风时代上升到23个，而古典时期和早期希腊化时代则达到76个。（46）里霍尔和威尔逊用地理学理论在计算机上精心制作了一个农村聚居之间交流的模型，试验预示一些农村聚居地会作为终点，也就是统治中心--城市出现。（47）这说明，相互联系的农村聚居地密集网络为城市的集中提供了条件。
    古代城市与属于它的周围农村在政治经济属于一个整体。在政治上，古代城市与周围农村同属于城邦的组成部分。斯巴达是五个村落的结合，雅典的成功在于它把农村德莫结合到其政治机构之中。在经济上，古代城市与周围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整体。除了雅典罗马这样的较大城市的粮食仅靠周围农村不足以供应市民的需要之外，一般的古代城市都靠附近的农村提供农产品。只有古代城市与周围农村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整体，才能保证它的独立和安全，古代世界的地理航海条件也客观促成了这一模式。
    总之，古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由于古代城市的农业经济基础，使它比中世纪和近现代城市对农村具有更大的依赖性，古代城市不能脱离它的周围农村地区而单独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