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学说的创建人及其重要代表人物是亚当·米勒、弗里德里希·里斯特和威廉·罗雪尔。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如下：1.经济活动的第一目标，不是偿付个人需要，而是加强国家和人民的权力，促进完成其社会和政治任务。2.由此产生的国家权力和任务是指令性计划经济过程，限制经济的自由主动性，以利于国家单独阐述的“公益”。3.国家权力包括考虑建立无限全权、支付手段、摆脱储藏金属量或外贸政策。4.倾向于在一个大陆“大经济区”之内实行自给自足政策，至少通过向东欧和东南欧进行经济扩张，确保大经济区的存在。5.针对工业化和与此相关的“城市化”后果，突出农业，宣扬农村生活田园化。
    在这种经济理论指导之下，德意志帝国统一之前，德意志诸邦国，特别是最大的邦国普鲁士，要求国家直接对建立经济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和煤气以及采矿等）和发展贸易施加主动权。德国公共和国家化经济部门的威信和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影响，远比英、美、法等国家明显。在德国，自由贸易经济观念几乎尚未形成气候。在德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特别是在其发展的全盛阶段，德国经济结构中呈见出一种鲜明的特征，“出现了一种与所谓经典-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颇为不同、……带有国家和资本协会控制”的明显混合经济制度。这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以及随即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为后来德国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经济和最后向第三帝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军事统制经济制度过渡，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德国工业化迅猛发展的同时，德国社会阶级矛盾急剧激化，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德国民族国家传统经济理论中，出现了一种“保守革命经济学派”，主张国家加强经济的干预和监督，以疏通社会矛盾，预防日益强大的工人运动，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奥特玛尔·施番根据中世纪行会制度，拒绝议会民主制，提出一种普救学说等级制度，作为一种未来等级国家的模式。奥斯瓦尔德·施澎格勒提出“普鲁士社会主义”，认为普鲁士官吏国家管理公共经济的榜样证明，没有私人利润刺激能够进行经营，要求对经济普遍实行国有化，不是通过剥夺财产，而是通过立法进行。维尔纳·桑巴特针对经济和工业社会技术进步产生的矛盾和大城市无产者无家可归的现象，认为“城市化”损失浪漫化，对农村生活理想化，要求将德国“重新农业化”与自给自足结合起来，（14）实行“德意志社会主义”。这些保守派经济思想家的“社会主义”，甚至于最极端的“国家化”，原则上主张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人利润刺激为基础，对企业主的主动性和市场经济价格-工资规定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发展，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变革正统经济和货币理论的思想，主张国家干预、调节经济。同样，在德国民族国家经济传统理论中，出现了改革者集团。他们不仅经常引证德国人克纳普和本迪科森的理论，而且经常引用美国人汉森·萨缪尔森和伊尔温·弗舍尔、英国人约翰·凯恩斯和维廉·贝弗里奇的理论，试图协助国家战胜失业。这些努力，特别在1931-1933年巴本和施莱歇尔政府的提供就业计划中得到体现。德国改革者重要代表人物海恩里希·德莱格尔1930年撰写《通过有效的汲取贷款提供就业》的论文，强调有效提供就业的唯一途径是扩大贷款，兴建巨大工程，例如，兴建工人居住区，改良土壤和修筑道路。德国改革者最重要的政论家弗里德兰德·普雷希特尔1926年发表《慢性劳动危机》，1931年又发表《经济转变》等论著。他认为，面对世界贸易普遍危机和美国工业的发展，德国不能通过出口战胜危机，而应通过自给自足政策，应该持续性地改变德国国民经济结构。兴建农业巨大工程，不应单纯为提供就业，而应为德国重新农业化奠定基础，德国应再次成为“农业国家”。提供就业实际项目除改良土壤和兴修水利之外，也应包括修筑高速公路和建立代用品工业。他特别谈到用制造煤炭液化合成动力燃料制造方法取代进口原料问题，建议国家通过长期借款进行筹资。他拒绝承认“缺乏资本”是经济危机普遍流行的观点。1931年明确提出，“德国缺少领袖集团”精神因素。如果有这种精神因素，“生产潜力可以转换为生产，失业可以转化为富裕”。关于货币理论，主张通过部分修正正统货币政策，以赤字方式，资助提高公共设施的开支。强调国家必须放弃有害的通货紧缩政策，必须放弃国内外借款这种并不现实的计划。取而代之的应是承兑“借款总额”。通过额外汲取货币和货款方式，创造对生产和存货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