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这是人类在认识上的何等伟大的飞跃！这是欧洲到了近代“回归”到希腊，并经过文艺复兴又猛然一跃而发扬光大起来的“认识革命”、“思想革命”。
    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
    欧洲的重科学传统，源于希腊。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③b]，而且“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仿佛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①c]。在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与科学还是二元地存在于哲学之中的，培根和笛卡儿便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影响（包括赞成他们的和反对他们的）对于后世科学精神的发展，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说，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②c]。到十八世纪，实证科学同形而上学分了家，欧洲思想界的重科学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了，培根和笛卡儿都是承前启后的枢纽人物。从哲学上，前者是经验主义的鼻祖，后者是思辨理性的大纛，近代欧洲的发端不能无此二人。
    从十七世纪以降的欧洲思想界，大而化之地说，离不开以下两条路线的传统，一是经验主义的，一是理性思辨的。而这两者又不是井水不犯河水，马克思在评述法国唯物主义的诞生时，实即涉及二者的结合和相互渗透。无论是经验主义，抑或理性思辨，无论其为唯心唯物，都没有绕过对物自体的究竟这个根本问题。希腊的科学精神即寓于其中。姑不论哥白尼、开布勒、伽里略、吉勒贝尔、哈维等近代科学的划时代人物，没有由于神学的干扰而影响其科学发现；近代欧洲哲学中还存有的中世纪神本主义印记或影响，就更加不能妨碍科学的探索，“神”愈来愈保留在象征的至尊意义，全部知识只能是属于“人”的。笛卡儿、斯宾诺莎、巴斯卡尔、莱布尼茨、马勒布朗士，乃至自康德以下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莫不以物理学、力学、数学、光学、生物学、几何学、天体学、逻辑学等等近代科学为探索对象。理性越来越摆脱掉宗教加给它的迷雾。从让“神”来体现理性逐渐地过渡到真知与理性的结合。这可以叫作理性的解放。当然并不是一日之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两三个世纪里，科学家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仍然是“物”和“神”的二无论者，直到十八世纪末，才彻底摆脱宗教的阴影，完成了理性世俗化的全部过程，像恩格斯说的，直到十八世纪上半叶，“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自然科学还没有打破僵局；对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科学仍在艰苦地寻求突破性的解释，“万物创造者”的威力还使科学家们把世界看成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绝交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③c]直到1755年康德写出了《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关于第一次推动 的问题才被取消了。
    康德的发现--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的创造性功绩，就在于它“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因此恩格斯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同样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④c]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如果对上帝“第一次推动”的迷信早一天打破，思想早一天解放，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可能会更早一些进步。然而，欧洲在康德以后确是这样做了。科学一旦彻底地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就改变了欧洲的精神状态。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欧洲虽然又经历了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但是十九世纪确实是把欧洲推向了发展的顶峰，资本主义在多方面的条件都成熟起来了。
    这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到此时已经齐备了。然而从欧洲文明的意义上讲，“从世界本身去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革命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2）近代欧洲之所以然，是因为有了商业、工业、科技三大“革命”的互动
    近代欧洲发生了两类“革命”。一类是物质上的三种革命，即“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另一类是政治的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两类革命，都是有全欧影响的，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但是这两类革命的性质不同。政治性的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是新制度“推翻”或者“取代”旧制度的革命。英国和法国革命进行的方式不一样，但都是为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才发生的。取代了旧的制度，并不等于旧制度就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每种制度都有维护它的政治力量，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以复辟。等新制度的力量又超过了旧势力的时候，把复辟再压下去。
    商业、工业和科技的革命却不是这样进行的。它们不是像政治革命那样“推翻”或“取代”了旧的东西，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延伸”、“增添”新的东西。它不像政治革命那样表现为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革命要推毁一些东西；物质性的革命则是要积累一些东西；新的东西流行起来以后，旧的东西会自然而然地被取代，用不着担心它会“复辟”。物质性的革命是渐进的，是连续不断的；它的直接结果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物产的增加和品种翻新、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政治革命可以大体上规定出是在哪个年代发生的，而商业、工业、科技革命，却不可能清晰地说出它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根本没有“结束”的日子。所以，只要商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形成相当规模的时候，就 无时无刻不在革新变化之中了[①d]。
    这一节要说明的是，近代的欧洲文明的物质基础，就是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商业、工业、科技革命中奠定起来的。没有这些变革，也就根本谈不上“近代欧洲”。
    “商业”是古已有之的，但能有改造社会意义则从重商业主义始。“重商主义”是指执政者把发展商业当作“国策”，“以商立国”，所以它是一种政治。商业铺开了，金融业、海外贸易，手工业都被带动起来。“重商主义”的发展必 然引向“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为了促进商业，就需要设法提高生产率，用简单机械代替手工，用复杂机械代替简单机械，于是就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发明。新发明层出不穷，新机械日益普遍地代替手工，进而带动了整个社会。英国当代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说：“对技术发明的采用，跟发明本身一样，构成了产业革命的社会史。”[②d]所以那个时代的“社会史”是不能把产业革命丢在一边的。
    就这样，商、工、科三种“革命”的互动，就形成了希罗代尔所说的近代欧洲的“大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