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其经济特征的评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影响到学者们对其它方面诸如城邦政治乃至希腊文明特征的评价。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把希腊文明看成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很少有人对古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手工业的各部门以及从事工商业的人口结构进行过系统而又详细的研究，但上述结论一直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诘问。更有甚者，从这个结论出发，又推出了一系列同历史真实不相符合的结论，如梭伦代表了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其改革是工商业阶层对贵族阶层的胜利，雅典民主政治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等等。这些观点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大学的教科书中，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说梭伦所持的“是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而雅典的平民领袖是“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代表人物，……他们同贵族寡头派的矛盾，实际就是工商业奴隶主同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①a]；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更是发挥和强调了上述观点，把梭伦改革的阶级实质说成是“以适应正处上升阶段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要求为主，……以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掌权开路为主调”，并进一步强调说“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使梭伦所代表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家成为城邦的领导，从而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奠基”；出身于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的克里斯梯尼被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另一个富有贵族家庭出身的伯里克利则“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民主政治家，也是包括第四等级的平民群众的代言人”[②a]；最近出版的新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重复了上述观点，说梭伦改革“是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而伯里克利还是“一身兼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①b]。这些传统的观点使得我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阶级对立的分析上，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阶级的对立等等。当然，在这些传统观点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国内的学者往往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历史考察。实际上，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古代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之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的分析来揭示这个论点。
    一在早期希腊人的观念中，农业即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即荷马史诗中，农业已经被看成是文明的标志。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在向他人描述野蛮的独眼巨人时，以两条依据把他们同文明生活区分开来：一是他们不事农耕，二是他们没有社会成员集体议政的会议（agora）[②b]。虽然荷马告诉我们，那些独眼巨人以放牧为生，但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生活，而只有农耕才是文明生活的象征。赫西阿德与荷马生活在同一时代，他的长诗《田功农时》以农耕为主题，诗人劝戒其兄弟勤于耕作，顺应农时。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维持生计。对赫西阿德来说，农业是个人及其家庭赖以生活的根本，而海上贸易则带有极大的风险，只能作为家庭的副业。早期希腊人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著有《家庭经济》（Oeconomicus）一文，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经营和管理家庭的土地。传统归于亚里斯多德的另一篇论文也以《家庭经济》（Oeconomica）为题，但作者也论及城邦的经济，并列举了城邦经济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城邦最大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再次是其它收入；而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其次才是其它收入[③b]。
    古希腊社会的农业特征也反映在希腊人对农业和其它职业的不同态度之中。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经济行为的因素是职业的高低贵贱之分，而不只是获利的多少。对他们来说，有些职业是高贵的，符合贵族与上等人的身份，而另一些职业却是低贱的，只适宜于没有土地财产的下等人、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和奴隶。在职业等级中，农业是最为体面的，也最符合“绅士”（kaloi kagathoi）[①c]的身份，它同其它所有职业形成一种对立，而商业和手工业则是低贱的职业。因此，色诺芬把手工业说成是不适合城邦生活亦即文明生活的职业，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则认为，于“绅士”而言，没有比农业更为合适的职业，因为他是从农业中获得生活所需[②c]。由于同样的原因，柏拉图在其晚期的著作《法学篇》中，把他的理想国描绘成一个由5040个农民公民组成的城邦[③c]。虽然柏氏所述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但在这里，当时的历史现实对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柏氏又着重强调，这个理想的城邦应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它甚至不应生产过剩的粮食，因为如果粮食大量出口，“城邦将会充满大量金银钱财--而如果一个城邦想要培养公正而高贵的习性，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形了”[④c]。伪亚里斯多德的《家庭经济》同样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至于财产，首先应使之与天性相符合。按照天性，农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与土地相关的行业，如采矿。农业是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是公正的，且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无论是有意的--如贸易和雇工，还是无意的--如战争。”[⑤c]或许有人会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对手工业的蔑视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希罗多德注意到希腊人对手工业的一般态度：“我不能肯定是否也像其它许多东西一样，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接受了对手工业的这种态度，但据我所知，色雷斯人，西提亚人，波斯人，吕底亚人和几乎所有的蛮族人都蔑视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及其子女……所有的希腊人都接受了这种态度，尤其是斯巴达人，而科林斯人的态度则最为温和。”[⑥c]实际上，这种对手工业和商业的轻视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对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典型态度。但仅仅从观念的考察并不足以说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实际的历史情形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