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让我们再来看看古代希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情况及其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位置。雅典历来被认为是古希腊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邦之一，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研究的最详细资料，但即便如此，古典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材料都无法让我们得出雅典手工业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结论，因为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几乎没有有关手工业的记载，唯一有充分记载的手工业是雅典的制陶业，这也是雅典最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从公元前6世纪早期起，雅典生产的彩陶就控制、甚至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市场，出口到远至黑海沿岸、法国南部和北非的广大地区，但制陶业在雅典经济中所占的位置却是十分次要的。根据考古专家们的估算，即使在制陶业最兴盛时期，雅典从事制陶业的总人数也不超过200人[①f]。而且到公元前4世纪，由于海外市场对彩陶需求的消失，雅典的制陶业也随之迅即衰落下来。除彩陶外，雅典城邦似乎很少出口其手工产品。也就是说，雅典手工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给的需要，因而其规模也就十分有限，希腊其它城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因为手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所以需求量有限，从而才导致了同行之间的竞争。色诺芬就提到，在一个较小的城市里，同一个工匠往往制作各式不同的产品，包括躺椅、门窗、犁钯和桌子等，甚至还建造房屋。但即使如此，仍不足以维持生计[②f]。在另一处他又说，即使在如雅典那样的大城市里，工匠之间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在我所知道的所有行业中，银矿开采是唯一不引起嫉妒的行业……例如，如果有太多的铜匠，铜制品的价格就会变得低廉，铜匠就会失业，铁匠的行当也是如此。”[③f]色诺芬的这两段评论均表明，希腊城邦中的手工业生产并非以大规模的出口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求。科林斯是另一个以工商业著称的希腊城邦，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志》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科林斯的富有[④f]，但也没有提到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因此，当大卫·休谟说，他并不记得任何“古代作家在记载中把一个城市的发展归功于一门手工业”[⑤f]时，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手工业生产并不是希腊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这里牵涉到一个西方学者早已注意到的问题，即古代城市之一般特征。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古代的城市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①g]。韦伯的这一定义把古代的城市同中世纪乃至现代的城市明确地区分开来，和中世纪的城市不同，古代城市没有组织和保护手工业生产的行会，不是独立于农村的生产中心。早于韦伯的卡尔·布歇尔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他写到，中世纪的城市“和希腊罗马的城市不同，并不只是一个消费中心”[②g]，它还是一个手工业的生产中心。行会、会馆和交易所形成了中世纪城市的最重要特色，同时行会也左右了城市的政治生活。而古代希腊的城市则既没有手工业行会，也没有会馆和交易所。相反，在城市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农民阶层，他们组成了公民的主体，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阶层。城市同其农村不可分割，它依赖于农村为其提供消费品如粮食、酒和橄榄。事实上许多城市居民本身就是土地所有者，他们从自己的田庄里获得一应的生活必需品。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古代希腊城市中没有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毋庸置疑，城市是手工业相对集中的地方，是手工作坊如陶器、铁器作坊以及工匠们的集居之地。同时，城市也是唯一的集市。希腊的农村中没有地方集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阿卡尼亚人》一剧中的主人公这样说道：“我讨厌城市，只想回到我的村庄。啊！我的村庄。我们这里没有卖油或醋的；甚至从没有听说过‘买卖’这个词。我们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东西，我们也不需要航海，因为根本就没有船只。”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社会中人们不信任买卖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在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交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不是希腊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换言之，城市的主要收入不是来自于手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古希腊的城市不是商业化城市，无论是从严格意义上还是从非严格意义上看，城邦都没有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满足城市的消费需要，而不是旨在谋求利润，雅典的粮食进口可以说明这一点。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几乎每年都必须进口大量的粮食，方能满足城邦的需求。因此，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就成为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个月第四次公民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粮食供应问题，城邦还对市场上出售粮食的价格作了严格的规定，并专设官员管理，同时还规定进口粮食的三分之二必须在雅典城内出售，从事粮食贸易的雅典船只必须将谷物运回本土出售。与17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后所制定的航海条例不同，雅典城邦所关心的是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进口，而17世纪英国的航海条例旨在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打破荷兰对大西洋贸易的控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雅典的粮食进口贸易几乎完全控制在没有政治权利的外邦人手中[①h]，即是说，从事雅典最大宗进口贸易的商人并没有任何政治地位，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雅典工商业民主政治的理论。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还反映在借贷行为中，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在古代希腊世界没有现代意义的信贷，通行的货币是银币，因其重量限制，交易的规模十分有限，任何借贷和买卖都要受到这个因素的制约。在希腊尤其是雅典，借贷是常见的现象，但借贷的目的一般都是非生产性和非赢利性的，正如奥什邦所说：“甚至在雅典……财产抵押的目的也几乎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如为女儿准备嫁妆等，贸易从来没有成为大批固定投资的对象。”[②h]比利时学者薄伽特在对古希腊借贷的专门研究中也只找到两个赢利性借贷的例子，而其中一个还是含糊不清的[③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