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如许多古典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希腊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和乡村的组合，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民集体。公民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只有公民才能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城邦的官职，或在法庭上提出诉讼，也只有他们才能拥有土地和房产。公民权是希腊城邦社会中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后者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这是公民群体的特权。一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或外邦人可以十分富有，但他不能购置地产，而只能租赁房子。公民拥有土地的特权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农业是城邦生活最根本的基础，城邦的主体阶层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以农业为生。这在斯巴达尤其明显，早在公元前7世纪，莱库古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在公民群体内进行份地的平均分配。虽然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平等份地是后来的虚构[①d]，但如果对斯巴达的社会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看出，平等份地实则是斯巴达城邦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基础。斯巴达在公民群体内实行共餐制，为此公民每年都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这个定量为12斗（medimnoi）大麦和一定量的酒、奶酪和无花果[②d]。如果一个公民不能交纳这个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③d]。同共餐制相适应的是公民的军事化制度，斯巴达城邦禁止公民从事手工和商业活动，而要求他们把保卫城邦的自由作为首要职责，凡60岁以下的男性公民都必须不断进行军事和身体的训练。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和共餐制都要求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斯巴达城邦正是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使其公民具备同共餐制和军事化制度相适应的经济条件，而公元前7世纪早期斯巴达对美西尼亚的征服使得平等份地的分配成为可能，被征服的美西尼亚人又被迫沦为斯巴达人的黑劳士，亦即斯巴达人土地的耕种者。从这里已不难看出，公民的份地是斯巴达城邦社会、政治和军事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城邦的生活是同土地以及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④d]。在雅典，梭伦的改革实际上确立了公民的土地私有权。不少学者认为，梭伦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但这种说法缺乏可信的历史根据。在公元前7世纪末和6世纪初，梭伦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农业危机，是债务奴隶制对“六一汉”人身自由的威胁，其主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废除所有债务和债务奴隶制，它同工商业并没有什么关系。梭伦在自己的诗歌中也说，他的改革涉及土地问题，他清除了黑色土地上的界碑（horoi），“以前她为人所奴役，但现在获得了自由”[⑤d]。有些学者援引亚里斯多德的记载，认为梭伦还进行了币制改革，但古钱币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梭伦改革时，货币还没有出现，雅典最早开始使用货币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而不是在这以前[①e]。古典作家归功于梭伦的币制改革，实则是后来的立法。正如学者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因为梭伦以立法者著称，古典作家往往将新的立法都归功于他。梭伦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将公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计算财产的标准完全是按照个人土地上“干的和湿的”（亚里斯多德语，“湿的”即指橄榄油）收获，而不是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收入。也就是说，公民政治权利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其拥有土地的多少，而不是其它财富。只有土地才是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基础。同样，这条措施的目的也不在于发展工商业，认为梭伦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再从雅典的土地所有者和农业人口在公民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来看，我们拥有的数据仍然说明，农业是雅典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公元前322年，马其顿将军安提帕特在雅典扶植起一个寡头政体，规定只有财产价值在2000德拉克玛以上的公民才拥有全部的公民权，大部分公民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据西西里史家狄奥多鲁斯记载，失去公民权的人数达到22000（普鲁塔克则认为是12000），约9000人仍然拥有全部的公民权[②e]。正如戈麦所指出的那样，从寡头政治的特征来看，这种财产限制主要是根据土地财产的价值而定[③e]，而价值2000德拉克玛的土地正好足以维持重装步兵的社会地位[④e]。也就是说，这个寡头政体是一个以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寡头政治。公元前411年，雅典的五千人会议试图建立重装步兵阶层的民主政治，即有土地财产限制的有限民主，根据这一限制，只有约9000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⑤e]。这个数字正好同上面的数字相同，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基本上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较为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力量。但中小农阶层的情况又如何呢？公元前403年，某个名叫弗尔米修斯的公民提议，将政治权利限制在拥有土地的公民群体内。狄奥尼修斯告诉我们，如果此项提议得以实行，那么约近5000人将失去公民权[⑥e]。这个数字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至少五分之四的雅典公民拥有土地，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公民没有土地。虽然上述这些数据并不一定完全确切，而且它们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情况，但综合来看，它们仍然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公民的大体组成成份。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小农阶层。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雅典的捐助者阶层和重装步兵阶层只占公民的小部分，同样，没有土地的平民阶层也只是公民群体中的少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雅典公民都以农业为生，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决定其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根本因素。不少学者认为，古典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工商业不断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但从上述分析来看，雅典公民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同自由农阶层的力量相抗衡的工商业者阶层，即便雅典公民中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政治力量也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政治上的代表，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来自于富有的捐助者亦即大土地所有者阶层，西门如此，伯里克利如此，阿西比德也如此。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在伯里克利之后登上雅典政治舞台的平民领袖如克利昂和克利奥芬代表了一个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其根据是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作品中把克利昂说成是鞋匠，克利奥芬则是琴匠。但在这里如果过于简单地理解阿里斯托芬所说就错了。我们知道，无论在政治观点上还是个人关系上，阿里斯托芬同克利昂都是敌对的，并且在作品中一再对其进行攻击。鞋匠的说法至多只能算是对政敌的诋毁，而且阿里斯托芬的毁谤恰恰说明手工业是为人所鄙视的行当。相反，阿氏在作品中所推崇的人物形象往往是阿提卡的农民，如《阿卡尼亚人》中的迪卡约波利（Dikaiopolis），《财富》中的克里米鲁斯（Chremynus）等。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往往代表观众亦即公民，而阿氏喜剧中的合唱队则常常是由农民组成的，这足以说明，雅典公民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工商业者。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还反映在古希腊人的战争方式中。从公元前7世纪早期起，希腊人便普遍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战争方式，即方阵的作战方式，其主要的战斗力量是由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实际上这种战争方式是由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所决定的：首先，方阵的出现是中小农民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重装步兵的主要来源是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农民；其次，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只能在平原上进行有效的战斗，在山地则无法作战，这说明战争的目的旨在占领敌方肥沃的平原或保卫己方平原地区的庄稼；再者，虽然城邦之间战事不断，但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古代希腊的战争完全是季节性的。战事通常集中在每年5至7月的收获季节，即便是希腊世界规模最大的战争--公元前5世纪后期爆发于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如此。斯巴达军队每年入侵雅典的领土，但入侵总是在收获季节，而且每次入侵都不超过40天，而在同时，雅典的舰队也从海路入侵斯巴达同盟的领土。两个因素决定了这种战争的季节性：其一是，城邦没有职业化的军队，其主要的军事力量即重装步兵实际上是农民，农忙时节他们必须耕种自己的土地；其二是，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敌人土地的收成，而实施这种战术最为有效的时间是在收获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