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萝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针对希特勒那“德国有权要求它原有殖民地”[②⑧]的呼声，英国将归还前德属殖民地作为诱饵抛向德国。1937年11月，张伯伦向希特勒表白：“该问题只能作为全盘解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全盘解决，在欧洲建立起和平与安全的局面”[②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官员还在向德表示：这事“是可以解决的”[③⑩]。但事与愿违，希特勒明确指出：殖民地问题“只有英国处于困难和德意志帝国重新武装并强大起来的时候才会得到考虑”[③①]。
    张伯伦十分注重加强与意大利的往来。这是绥靖政策的一条重要辅线。他认为，德意结合是令人生畏的，因此，应把改善英意关系“看作是欧洲和平及绥靖事业的极有价值的贡献”[③②]。英国不惜以“法律上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为代价，以图换取墨索里尼对英国的亲近和支持。然而，意大利始终傲视英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张伯伦还认为“墨索里尼是一个能影响希特勒以保持和平的人”[③③]。可是，墨索里尼的态度是“如果发生战争……，意大利将为德国作战”[③④]。
    《慕尼墨协定》的签订，既显示出绥靖政策发展到了顶点，也标志了它的失败。表面上，英国举国沉浸在一片为获得“一代人和平”的欢呼声中，但实际上英国完全清楚，苏台德区的割让使英法同德国相对比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大为恶化。在英国政界和外交界，不乏为此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的人士。张伯伦也当即私下承认他“接受了一个不愉快的但又不可避免的挫折”。不久后，他进一步说，这是“一种妥协，……是令人遗憾的，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③⑤]。美国总统罗斯福事后回忆：“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件如此，应为29日）那一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慌失措，派人来到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③⑥]。
    《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张伯伦看到“德国现在比过去强大得多，骄傲得多”，对“令人失望的局面感到十分忧虑”[③⑦]。英国已料到德国势必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但“我们也只有向柏林提出抗议的发言权”[③⑧]。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在向德国提出抗议后，张伯伦无奈地写道：“在希特勒把他的所有保证都抛进云霄以后，再同他打交道是不可能的”[③⑨]。至此，绥靖政策以失败而寿终正寝。此后，尽管张伯伦对德采取了较前强硬的态度和政策，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8月22日，波兰危在旦夕。张伯伦致信希特勒，用外交辞令说：“不能改变英国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将是所能出现的最大灾难”[④⑩]。而第二天，希特勒则措辞强硬地回信：“你寄希望于一场长期的战争，我也同样如此。……德国已作好准备，并下了决心。”[④①]
    四
    在许多论著和回忆录中，往往把绥靖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归结为张伯伦等当时的政府要员所为。然而，这是一种误解。绥靖政策是英国社会的产物，因此，其责任应由英国社会来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上盛行的和平主义是绥靖政策产生的土壤，尤其是弥漫于全社会的亲德思潮对其发展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英国对德国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过了头”④②。英国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的鼓噪尤为突出和有效。在政坛上，反对党往往利用这种倾向来责备政府为挽救恶化的形势而作出的努力，如在军备问题和对《慕尼黑协定》的态度等事务上。许多政坛风云人物也推波助澜，随波逐流。就连以反对绥靖政策而著名的丘吉尔、艾登等人也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附和、支持或推行这一政策。因此，绥靖政策所酿成的后果是英吉利民族的悲剧。
    绥靖政策的推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正走向衰落和其国际地位趋于下降。试将张伯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疲于奔命和被动招架的外交活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格雷灵活多变和纵横捭阖的外交出击相比较，更能清楚地反映这一点。国势的衰弱造成了政策的失败，而所产生的不良后果首推是养虎为患。绥靖政策为德国战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极佳的外部环境。希特勒又利用英国的亲德思潮，大肆玩弄“英国牌”，成功地作到了既“保护铸造神剑的工作”，又挣脱了《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在以后的扩张活动中，德国越发不将英国放在眼里。1936年进兵莱因区时，希特勒提心吊胆，承认“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可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时，希特勒不屑一顾地说：“英国？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指头。”④③1939年8月25日，大战在即，希特勒对英国大使以玩世不恭的口吻说：“一场德英战争至多只能给德国带来好处，绝对不会使英国得到任何利益。”④④
    再有，英国绥靖政策在助长欧洲法西斯势力的同时，也削弱和遏制了欧洲大陆上可防御和阻挡法西斯扩张的力量。反德思潮强烈的法国在进入30年代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优势基本上已化为乌有。其外交政策逐渐丧失独立性；转为追随英国，立足点由“即使英国不赞成，法国也要干”变为“法国认为应当这样干，但如果英国不赞成，那就照英国的办”，从而也走上了绥靖道路。在《慕尼黑协定》签字问题上，法国无计可施，总统达拉第郁郁寡欢地说：“一切都取决于英国人。我们只能跟他们走。”④⑤英法的这种“协调行动”无疑使其他欧洲中小国家面对法西斯的扩张而势单力薄，无力抗争。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被英法押到德国屠刀下的。这大大助长了德意法西斯的气焰。
    注释：
    ①、①⑥、①⑦、②④亚当斯威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由来》，伦敦1979年版，第36、133、133、176页。
    ②、①①、①③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第1卷，《风云变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9～210、208、394页。
    ③C·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国联与1931～1933年远东危机》，伦敦1972年版，第90页。
    ④麦迪特考特：《凡尔赛会议以来的英国外交政策》，伦敦1940年版，第146页。
    ⑤、⑥、④②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风云紧急》，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4、164、18页。
    ⑦基恩·米德尔马斯：《绥靖政策》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