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此时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即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国家开始在整个社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开始让位于国家干预思想。对于这一重大转变，各阶级、阶层及代表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家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约瑟夫·张伯伦（以下简称张伯伦）出身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世家，他本人是一位典型的工厂主〔1〕。作为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之一，张伯伦的反应如何呢？综观他的政治生涯，最令历史学家瞩目的是他的激进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正是对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变革的反应。他对时代变革的反应体现在外交领域是其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体现在内政上便是其激进主义。研究他的激进主义有助于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有助于加深对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
    一 教育改革与市政改革张伯伦把自己介入公共事务的日期说成1868年。这年，英国举行第二次宪政改革后的首次大选，为赢得大选，“伯明翰自由党联合会”重建，张伯伦加入了这一组织。其实，他真正的政治活动始于1867年2 月开始的教育改革鼓动。
    当时的教育改革鼓动遍及英国大、中城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格拉斯顿领导的自由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考虑立法行动，着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但是，教育改革面临一个最大的困难，即在建立什么样的教育制度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长期以来，英国实行的是私立教育体制，而在这种私立教育体制下，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国教徒占有人数上的压倒优势并受到政府偏袒，国教会基本上控制了英国的初级教育。在国教会掌管的学校里，实行国教宗教教育。不从国教者要求改变国教会控制教育的局面，反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资助国教会控制的学校。国教会当然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和优势，他们坚持保留私立教育体制，反对不分教派的教育体制，主张在保留私立教育体制的基础上由政府资助教育。对于是否实行强制适学儿童入学制度也存在分歧。许多工人阶级家庭担心强制入学制度会增加经济负担，减少家庭收入。这些分歧与抱残守缺的自由放任观念结合在一起，严重影响了英国教育制度变革的步伐。根据自由放任原则，教育是私人的事情，政府无须干预。
    1867年2月13日，张伯伦开始加入教育改革鼓动。这天，他和科林斯（Collings）、伯明翰市长狄克逊（Dixon ）共同发起成立了“伯明翰教育协会”。张伯伦对科林斯和狄克逊说：“如果我们能拥有一个教育协会并有正确的纲领，大街上的石头也会跟着我们走。”〔2 〕他们商定，“伯明翰教育协会”的主席由狄克逊担任，张伯伦做协会秘书，主持具体工作，协会的任务是宣传教育改革和帮助贫穷家庭的孩子上学。
    “伯明翰教育协会”成立后，张伯伦首先做了一些务实工作：一是调查伯明翰教育状况；二是向美国的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Palph Waldo Emerson之弟）了解美国新英格兰的教育制度； 三是募集基金，为穷人的孩子上学提供经费。对于如何改革教育制度的问题，张伯伦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育改革应坚持强制、普遍和无教派原则，即适学儿童都应入学接受初级教育，由国家财政和地方税提供经费建立免费学校，新建的学校实行不分教派的教育〔3〕。1869年，张伯伦与科林斯、狄克逊将“伯明翰教育协会”扩展为“全国教育同盟”，狄克逊任主席，张伯伦任副主席兼书记，负责主持主要工作。“伯明翰教育协会”和“全国教育同盟”在伯明翰乃至全国日渐有了影响力。1869年10月12-13日举行第一届年会时，伯明翰有8-10 万人表达了对同盟的支持，正式会员有2.05万人，其中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1870年，格拉斯顿政府的教育法案出台。法案的基本内容如下：保留私立学校体系，根据需要新建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可接受政府资助，新创立的公立学校由政府提供齐全的设备，其经常性费用由国家财政和地方税及家长分担；公立学校不得强制教授某一教派的教义，学生可自由参加或缺席宗教训诲和仪式，民办学校里举行宗教仪式和训诲时，家长可将孩子领走，奉行什么样的宗教仪式由民办学校决定。同年，该教育法案稍加修正后在议会通过，成为正式法律，称为福斯特教育法。
    非国教徒对福斯特教育法十分不满，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他们最为反对的是福斯特教育法第25条，该条款规定，学校委员会要为需要救助的学生付学费，而不论这些学生在教派学校（即私立学校）就读还是在非教派学校就读〔4〕。在国教会学校占多数的情况下，第25 条款意味着国教会学校将用去大部分地方教育税。而地方教育税征自所有纳税人，这就会造成非国教徒交税为国教学校服务的局面。张伯伦对福斯特教育法予以严厉抨击。1870年3月9日，他作为“全国教育同盟”的一个400人代表团中的首要代表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面见格拉斯顿，陈述反对意见。他第一个代表代表团面对格拉斯顿发言，力陈第25条款的不公正和对国教学校利益的偏袒，攻击教育法损害非国教徒利益。此后，他领导“全国教育同盟”频繁举行演讲会，散发出版物，反对福斯特教育法。他谴责自由党政府是自由主义的叛徒，是伪君子。他说：“一个托利党大臣（指狄斯累利-引者注）引进了自由主义改革，而一个激进派大臣（指福斯特--引者注）却带来了托利党的教育”〔5〕。张伯伦还告诉狄克逊说，宁可看到保守党执政，也不愿要一个带着保守党偏见的自由党政府，并表示要在补缺选举中阻止格拉斯顿的儿子竞选议员。1873年的补缺选举中，张伯伦精心编了一个花名册，号召各选区的选民拒绝支持名册上所列的自由党候选人，这些候选人追随官方教育政策。结果，一些自由党候选人落选，一些自由党候选人不得不表示支持“全国教育同盟”的立场。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引起全国激进主义领导人的注意，著名激进主义领导人迪尔克首次表示，张伯伦是未来激进主义统领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