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提高了他的政治知名度。随着对公共事务愈来愈投入,他的政治抱负愈来愈大,视野更为广阔,开始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1873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的文章,文章中说:“过去几年中,史无前例的商业繁荣使许多人对大部分人的悲惨境况和不满视而不见……而这大部分人的家庭境况连野蛮人的国家都感到丢脸。除非精心制订一个能满足工人阶级代表之期望并能安慰被迫反抗的不从国教者的纲领,自由党将不能团结一致。”〔6 〕恰在此时,即1873年秋,伯明翰举行市政选举,张伯伦当选为市长,这为他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机会。 张伯伦担任伯明翰市长后,便着手进行市政改革。除了对市政机构本身进行民主化改造外,其市政改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解决照明问题。伯明翰的照明系统非常糟糕,煤气供应不足,且价格昂贵,一到夜晚,市区一片昏暗。张伯伦以自己的财产作担保,向市议会提议由政府收购私营煤气公司。买卖成交后,市政府设立了一个煤气委员会管理煤气公司,张伯伦任煤气委员会主席。在他管理下,几年后煤气供应大为改善,价格下降到原来价格的1/4。接下来, 张伯伦实施他的第二个市政改革计划,即改善供水系统计划。伯明翰的供水系统比照明系统还要令人头痛。据统计,有50%以上的居民饮用肮脏不堪的露天水源里的水(诸如水塘、水沟里的水),各家各户伸出的成千上万的小排污沟、管露在外面,臭气薰天。1874年,张伯伦向市议会提出强制购买私人供水公司提案。他对市议会说,根据居民利益,由国家特许的垄断公司,被政府管制的垄断公司都应控制在人民代表之手,而不应操纵在私人投机商手里去谋取私利。张伯伦坚持认为,供水事关居民健康甚至生命,因此不能交由私人商业公司控制。市议会同意了这样的原则:水再也不能成为私人牟利的资源,应在市政府管理下将赢利用于降低水价和公共福利。私人供水公司老板被迫以135万英镑的价格卖给市政府。 市政府经营供水系统后,伯明翰供水状况迅速改善,居民大多能吃到干净、卫生的水,水价大幅度下跌。 张伯伦的第三项市政改革是清除贫民窟,改善穷人住房。贫民窟问题是伯明翰最严重的问题,贫民窟不仅事关市容,更重要的是,它不适于居住,过分肮脏,有害居民健康,常常造成瘟疫流行,婴儿因不卫生环境死亡率特别高。同时,贫民窟也是滋生犯罪和道德沦落的温床,酗酒、斗殴、偷窃在贫民窟经常发生。生活在这里就意味着贴上一个地位低下的标签,这里的一些居民被贫穷击垮精神,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每到星期六晚上,醉汉吼叫和殴打妻子的声音,混和着女人的尖叫、小孩的哭嚎,整个贫民窟简直成了人间地狱。1875年7月, 张伯伦向市议会提出改建贫民窟议案。他对市议会说,尽管我们已做了许多事,但远远不够,贫民窟乃罪恶的渊薮,不解决贫民窟问题,将前功尽弃。他的演说铿锵有力:“我们……把一个群体置于一种不可能过体面生活的条件之下,结果是什么呢?……当他们行窃,我们把他们送进监牢;当他们犯下谋杀罪,我们把他们绞死。但是,如果我们的议员先生们也被置于同样的环境之下,如果我们一出生就以同样的方式抚养成人,谁敢相信他自己没有坐进监狱和被绞死的危险呢?”〔7〕结果,张伯伦的提案得到市议会的批准。市政府筹集了60万英镑担保金(张伯伦本人出资10万英镑),获得了银行贷款,工程顺利开工。首先,在伯明翰市中心的贫民窟聚集区,开工修建一条大街,街宽20米,两边建造商店、办公楼等。其次,街道周围的贫民窟逐渐清除、重建,在大约40英亩土地上建造起体面的住宅群。 张伯伦的市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伯明翰被誉为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城市。他本人因此获得强大的政治资本,并在全国获得了很高声望,赢得了伯明翰市民的坚定拥护和支持,以至于伯明翰成了他的攻不破的政治堡垒,此后的多次议会选举,伯明翰的议席基本上都捏在他手心里。 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和市政改革是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时期所从事的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活动。无疑,他从事的这两个活动对英国并非不重要,而且对他的政治生涯具有重大影响。但从研究张伯伦的激进主义这个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不仅是看他做了什么事,更要看他做事时的思想。张伯伦从事教育改革鼓动和市政改革时,显示出一个基本的思想主线,即国家要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实行国家对社会的广泛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就拿他的市政改革来说,反对他的市政改革的人称他的改革是“市政社会主义”,借以攻击张伯伦。张伯伦的做法当然不能算做社会主义的,但不可否认,建立市营企业这种做法的确打破了正统的自由放任原则,应属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与当代西方国营企业性质相同,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典型表现。市政府出巨资解决贫民窟问题以及张伯伦所申述的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表明,张伯伦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必须寻求、利用国家干预的方法对付自由放任带来的社会不公、公共福利落后这些社会问题。当时,国家干预思想尚未被普遍认识和接受。在持正统的自由放任思想的人看来,张伯伦的市政改革确实离经叛道,反对张伯伦做法的正统卫道士便把张伯伦的做法说成社会主义的。 二 全国激进运动旗手张伯伦的教育改革鼓动和市政改革引起全国激进主义者的瞩目,他日渐成为全国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和代言人之一,他本人也逐渐进入角色。在“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那篇文章中,他就号召建立一个激进党,以激进主义的4F纲领(Free church,Free schools,Free land , Freelabour)取代含混不清、无所作为的官方自由主义。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激进派大部分都是自由党人或自由党支持者,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党对峙的政治格局中,激进派跟随自由党。张伯伦想要做的是统一激进派力量,以激进主义改造自由党。 1874年10月, 张伯伦在激进主义报纸“双周评论”(FortnightlyReview)上发表“自由党纲领的新一页”一文,敦促自由党改弦更张。他说:“尽管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很可能还有至少1/3 的成年人不具备一般的读书写字能力……农业劳动者的状况极度令人不满……数量众多的贫民队伍是我们的文明中另一个丢脸的印记。……假如我们的中产阶级和迎合偏见的舆论不能与变化了的环境协调一致,并找到比粗暴的仲裁和关闭工厂(Lock-outs,工厂主对付罢工的办法--引者注)更好的方法解决劳资争端,待某一天醒悟过来,他们将发现所惧之事变成了现实,将面对人数上不可抗拒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奉行敌视资本和有产阶级的原则。”〔8〕1876年6月17日,张伯伦接替退休的伯明翰下院议员狄克逊,顺利被伯明翰市民选进下院。下院有几十名激进派议员,张伯伦与迪尔克联手领导这些激进派议员,逐渐形成一支重要力量。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张伯伦和他的激进派成为英国政坛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1880年,格拉斯顿迫于张伯伦及其激进派日益强大的压力,接纳张伯伦进入内阁,出任贸易大臣。格拉斯顿深知,失去激进派支持,自由党将被严重削弱;遭到激进派反对,则自由党政府难以稳坐政府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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