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领域，张伯伦的激进主义主张包括选举权改革、郡区政府改革和宗教改革等。关于选举权改革，他要求尽快给工人阶级下层特别是农业工人选举权；关于郡区政府改革，他主张在选举基础上改组地方政府，改变地方豪绅权贵操纵地方事务的状况；他的宗教改革主张旨在废除国教会的垄断地位，实现真正的宗教平等和宗教自由。纵观英国近现代的民主化进程，张伯伦的上述主张是要将民主化进程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将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半民主状态推进到民主时代。事实上，张伯伦的扩大选举权主张实现后，英国基本上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英国历史学家马里欧特认为，“1884-1885年间的选举改革法令宣布了民主政治的到来”〔18〕。
    在社会、经济领域，他的激进主义主张涉及教育改革、市政改革、土地改革、财政改革、劳资关系调整、社会福利等等。这些主张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国家采取立法行动，干预社会、经济，改变自由放任政策下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主张对自由资本主义正统观念有两点突破，一是不再僵化地死守传统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二是要求改变自由资本主义下的政府职能，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在洛克那里，私有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与自由、平等、安全权利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人们联合成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19〕洛克对贫穷者并不寄予多少同情，甚至曾建议惩罚沿街乞讨的流浪者。从张伯伦的言行看，私有财产权已不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在某种前提下是可以侵犯的。强制购买私人供水公司、强制购买土地的主张便是例证。至于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地租税、房产税等主张，则明显地是要富人多放血。“我坚持认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比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大得多”--这是他的原话。他要求财产权为它享受的安全付出“赎金”，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私有财产可以侵犯的观点。“赎金演说”也说出了侵犯私有财产的前提--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也就是说，要保护私有财产，就请接受一定程度的侵犯。
    亚当·斯密是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立法者，他提出的自由放任原则长期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他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调节利益分配，自然形成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政府只应负责抵御外敌、公正执法，以公共利益为由干预个人谋利，是本末倒置。张伯伦则力求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去调节利益分配。理查德·杰伊说：“中心主题（指张伯伦的思想的中心主题）是他对‘集体主义’和一个主张干预的国家之成长的认同，主张干预的国家之成长是对统治维多利亚中期公共政策的古典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反动。这一中心主题看来主导他的观点，并明确标志着他属于20世纪的政治家而不是19世纪的政治家。”〔20〕张伯伦的激进主义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让我们首先看政治方面。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激进主义者掀起一浪又一浪的激进运动，要求铲除腐败的选举制度以实现真正的民主。1832年宪政改革给予中产阶级选举权，工人阶级被排斥在政治民主之外；1867年宪政改革将政治民主化进程再推进一步，工人阶级上层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下层仍被拒于民主大门之外。在英国，统治阶级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穷人对国家和社会没有责任感，不应赋予穷人以政治责任；如果给了穷人选举权，他们会利用选举权掠夺富人和国家。到了1867年以后，这种理论愈来愈失去市场，因为一则民主权利一步步下移，二则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都有了选举权。因此继续将数百万之众的英国工人阶级下层拒于民主大门之外，显然已行不通。张伯伦正是看到了民主化乃大势所趋这一点。
    再看他的社会改革激进主张的社会根源。众所周知，自由放任思想、原则和政策对于推动英国社会进步的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它的驱动和指导下，中产阶级宛若挣脱了枷锁的普罗米修斯，释放出奇迹般的能量，从而使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自由放任是双刃剑，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是贫穷问题。工业革命创造了难以置信的财富，同时也创造了贫穷--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即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得到的是贫穷。据统计，1867年， 占家庭总数25.4%的中上阶级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60.9 %， 而占家庭总数74.4%的下层阶级家庭的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39.1%〔21〕。70年代后，在德国和美国廉价农产品冲击下，英国农业长期萧条，农民和农业工人已到了无以生存的边缘。贫富对立势必加重阶级对立，造成社会紧张。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以维护和争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新模范工会”迅猛兴起。各工会组织不断利用罢工、仲裁、谈判等手段与雇主斗争。一个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阶级一旦组织起来，其力量将极其可怕。这一点，张伯伦已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讲出来。8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重大影响。1881年，社会主义团体“社会民主联盟”成立，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1884年，改良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建立，主张以渐进改良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日益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与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存在，并逐渐组织起来为经济权利和政治抱负而斗争。作为一位与工人打交道的工厂主，张伯伦深深懂得必须找到安慰工人阶级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