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英国开始酝酿第三次宪政改革。张伯伦认为，以财产资格将工人阶级下层特别是农业工人关在民主大门之外是不公正的，尽快给工人阶级下层以选举权乃时代要求，是民主化的必然要求。1880年张伯伦刚进入内阁，便在内阁会议讨论政府政策时要求引进选举权改革法案。但是，张伯伦的意见遭到否定，内阁中的辉格派首领哈廷顿反对最力，围绕选举权改革问题，自由党内的激进派与辉格派形成尖锐对立。保守党更不能容忍张伯伦的激进主张。1883年3月28日， 保守党领导人索尔兹伯里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把自由党政府比作一只荷兰钟（天气好时，钟上出现一个老头画像，天气坏时，则出现一位老太太画像）。他说：“当天气好转时，哈廷顿勋爵出现了；而当张伯伦出现时，你要当心风暴。”〔9〕张伯伦毫不示弱，对保守派予以坚决回击。3月30日， 张伯伦发表演讲说：“索尔兹伯里自命为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他自己即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既不辛苦劳作，也不事纺织，就像索尔兹伯里的情况一样，他们的财富由过去廷臣服侍国王而来；从那个时代起，他们昏昏欲睡，财富却增加了，靠的是征收他人增加的份额；而被他们征收份额的人辛苦劳作，增添我们这个国家的财富和繁荣。”〔10〕1883年6月， 伯明翰自由党激进派举行集会，纪念布赖特先生出任伯明翰议员25周年。张伯伦在2000人大会上号召人们为民主而战。他说，当布赖特第一次代表伯明翰进入下院时，5/6的成年男子没有选举权，25年后，仍有5/8的成年男子没有选举权，特权阶层在下院拥有极大的势力，并实际上把持着上院。他要伯明翰人民继承勇于为改革而战的光荣传统，为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奋勇当先。
    保守党和辉格派攻击张伯伦是罗伯斯庇尔再世，说他亵渎人人尊敬的英国宪政。维多利亚女王也对张伯伦大为不满，说：“一位大臣，任何一位大臣都不应使用那种危险的不合适的语言，女王必须要求格拉斯顿先生采取行动以表明女王的不悦。”〔11〕作为内阁大臣，批评国家宪政是不允许的。但张伯伦并无收敛之意，坚持认为激进派有权宣布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格拉斯顿要求张伯伦遵守内阁纪律，不要攻击上院。张伯伦答复说：“我与布赖特先生观点一致，在一个自由国度里，一个世袭立法机关不能成为一个永久机构。假如它将自己置于与人民意愿相对立的地位，那它必须屈服或被打碎……”〔12〕1884年2月底， 格拉斯顿终于在下院提出了宪政改革法案。法案二读时，遭到保守党反对。保守党认为，法案给下层群众以选举权会引发暴力，因为下层群众缺乏教养，没有能力行使民主权利。张伯伦起而为下层群众辩护：“农业劳工的权利长期被忽视，他们在下院没有发言权。这一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土地被劫掠，他们在下院的权利被劫掠。……在乡村小道上，你会发现两边已被或正在被大土地所有者圈起来的土地--这些土地世世代代为人民所有。”张伯伦还在伯明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动员人们参加斗争以迫使上院通过宪政改革法案。他对人们说：“上院保护一切弊病，庇护一切特权……它已在否决正义，推迟改革。它受人支配，不负责任；顽固不化，缺乏勇气；专断而不具有判断力，傲慢而没有知识……国王的神圣权利--那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而贵族的‘神圣权利’只是荒谬的编造。……我们再也不能做这个文明世界上唯一一个向世袭等级的蛮横特权屈膝的民族。”〔13〕1884年10月，自由党和保守党达成妥协，通过了“总体上令人满意”〔14〕的改革方案。
    经过1884年的宪政改革，激进派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张伯伦成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激进派和张伯伦在宪政改革中的表现，使激进派和张伯伦赢得了新获得选举权的下层选民的支持。这种情势为张伯伦把重心转到社会改革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依托。
    1885年1月5日，他在伯明翰抛出了一颗重型炸弹--赎金演说。他告诉听众，人民已有足够力量控制议会，应团结一致，致力于社会改革，以增进人民大众的幸福。张伯伦说：“如果你追溯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早期历史，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带着自然权利来到世界上，都有权继承一份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遗产，都有权分享他出生于其上的这块土地的一部分……私有制取代了这个社会权利，私有制度已与我们的习惯、惯例紧密结合，为我们的法律和习俗所认可，要违逆它，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但是，我要问，财产权要为它享受的安全付出什么赎金呢？……在许多人的言辞和个别人的行动中，包含这样一个信条：财产权既有权利也有义务。我认为，我们以后将更多地听到人们说财产权的义务，而少听到人们谈论它的权利。”“赎金”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几天后，他在伊普斯韦奇对“赎金”的含义作了具体解释：免费初级教育；建立农村地方政府；为大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卫生、体面、租金公平的住房，为农村劳动者获得小块土地提供方便。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张伯伦提出，赋予地方政府以公平价格购买土地之权。不允许出卖者谋取超额利润。他还要求征收地租地方税、财产累进所得税，实行新的遗产继承税，利用这些税款增加社会福利。张伯伦的这些主张被一些土地贵族和资本家斥为敲诈、掠夺、没收主张。张伯伦反驳说：“如果说富人按穷人交税比例之提议是敲诈，那么用什么言辞足以描绘现行制度？这个制度下，穷人比富人交税更多。如果说以公平价格购买土地用于公共事业的建议被视为主张没收，那么用什么适当的语言来描述这种行为--那些错误地占用公众土地，并以牺牲贫穷邻居为代价扩展地界，而他们的贫穷邻居弱小无知，无力抵抗？如果说要求归还不义之财是主张掠夺，我想知道，对那些当初犯下非法侵占罪的人该怎么称呼……我坚持认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比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大得多。如果公共财产丢失、被偷或浪费，必须找回同等价值的公共财产，要求犯错误者给予补偿。”〔15〕张伯伦的言论颇有石破天惊之势，这一方面赢得下层群众的欢呼，另一方面也招致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张伯伦的观点不但被一些人斥为敲诈、掠夺、没收主张，而且引起严重的内阁危机，甚至遭到激进派内部一些人的非议。内阁大臣哈廷顿坚决反对，声明张伯伦的主张不是自由党的主张；格拉斯顿首相暗示要张伯伦辞职；激进派著名领导人迪尔克和莫利认为张伯伦走得太远了。恰在张伯伦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之际，格拉斯顿内阁因财政法案遭下院否决而于1885年6月8日辞职，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被女王任命为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