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志尼的政治活动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主张的三个不同阶段，即密谋、起义、革命。密谋是秘密筹划的阶段，目的是使共和派分子可以为起义行动起草有关指示。起义是在确定好的时刻爆发，并通过组织武装部队来实行。马志尼把起义阶段与革命阶段区别开来，认为“革命将在起义获胜之后才开始进行。把起义与革命区别开来，意味着一种不同的行动方式”，起义时期，即从发动起义到解放意大利领土的整个时期，应该由一个集中于少数几个人之手的临时权威来领导。革命则是实现青年意大利协会的目的，首先是宣布成立共和国。一旦国地解放，一场权力都应在全国大会这一国家权威唯一源泉面前归于消亡。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人民制度。
    马志尼的活动近似于一种政治社会革命，因此从理论的观点看，马志尼1832年至1870年的所有起义尝试均属于起义艺术的范畴。但是，如果说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阶级斗争式的起义应该走向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马志尼在理论上阐述的起义则应避免形成某种军事独裁的危险。马志尼的共和理想是民主的，因为他排除了军事独裁，而且从本质上说，他对君主制的敌视之所以如此之深，正是因为君主制尽管有它某种合理性，但它却接近于军事独裁。
    在民主派的马志尼看来，共和制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消除任何贵族政治和任何特权”。马志尼把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视为资产阶级制度的主要罪责，并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义务学说基础上的新的社会观，以便改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是从民主意义上被理解的，但民主的任务并不是推倒权威，而是以一种新的权威取代已经衰败的旧权威，这种新权威把进步视为不可违反的准则，这样就永远不会坠入僵化和不宽容。它应该具有首创精神并受到多数人赞同的认可。因此，义务作为个人和集体的一种职责，能够使权威和人民这个方程式得到破解。
    关于马志尼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我想提请注意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德罗·莱维撰写的《马志尼的政治哲学》这部有价值的著作。莱维指出，马志尼没有把阶级斗争视作解放无产阶级之必要手段，而且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尽管社会主义可以从马志尼的政治思想中提取丰富的教益并融汇到其自身当中去。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马志尼留下了似乎是由马克思的笔尖写出的清晰透彻的话语，不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了严厉的剖析，而是因为马志尼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变革社会为目的。
    马志尼还是一个欧洲运动的领袖。1834年4月15日，他在远征萨伏依失败之后在瑞士创建了一个新的协会，即“青年欧洲”。青年欧洲的公约是由代表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这三个协会的17名年轻革命家签署的。12个月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青年瑞士和青年奥地利。这些年轻人的志向是解放被压迫民族和组建一个民族联合的欧洲。他们认为，民族问题可以通过废止1815年维也纳条约和改变欧洲地图来解决。
    我们应该承认，青年欧洲是一个新的、独特的事实，因为它是“旨在于创建一个全欧洲有效民主组织的第一个系统尝试”。烧炭党曾扩展到许多国家，但是它的各个分支机构是相互隔绝的，邦纳罗蒂普试图创建一个国际烧炭党，但是他失败了。而这一次，波兰、德国、瑞士、法国的流亡者们参加了对萨伏依的远征：这种合作转变成了对“青年意大利”的政治原则的一种认同。
    马志尼与青年波兰协会罗达·波尔斯卡的合作从1834年一直延续到1837年莱勒维尔及其朋友创建“波兰移民联盟”为止。但是应该指出，在“波兰民主社”的纲领宣言中，马志尼的思想，如民族的使命、人民联盟等，又得到恢复，平等、友爱等马志尼的提法又被重新启用。青年德意志也接受了马志尼的思想，而且该协会按照青年意大利的模式被视为旨在于准备起义行动的密谋工具。
    马志尼关于民族的思想是什么样的呢？他于1832年写道：“民族是操着同样语言，具有平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力量和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的共同目的而结合起来的公民整体”。这种民族性使人变成人民，马志尼在他的一生中一直捍卫民族的事业，努力支持欧洲不同民族性的确立。但马志尼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他是民主主义者。在马志尼那里，“民族”一词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类一词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限度，这一限度便是其他民族的自由。马志尼是阐述民族问题的理论家，但他反对那种主张霸权和种族优越的民族主义。马志尼认为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充满忌妒心理的、仇视他人的。”他同样也反对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某个国家自身能量的扩张，这种国家除了自己力量的权限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限度。马志尼认为，各国人民不应该违反道德法则，而应当为全人类的进步使命而联合起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则，他反对1815年在维也纳确定的政治制度，并为在尊重民族特性的前提下改变欧洲版图而斗争。他以预言家的眼光注意到，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必将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欧洲合众国将在欧洲人民的合作中而宣告诞生。
    马志尼力图以他的关于义务的理论唤醒意大利人的觉悟。自库科以来的意大利自由主义作家一直坚持主张对意大利人既进行智力教育又进行文明教育。马志尼则提出了进行社会教育的概念，主张各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共同的社会生活，这种参与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但更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他的《论人的义务》是对意大利人进行社会意识教育的为数不多的著述之一。在1861年至1946年漫长的意大利王国期间，所有否定“国王”法律价值的人总是援引马志尼的言论和教导，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这位热那亚流亡者的功绩，“共和党人”一词在意大利历史上是指那些具有道德操守、内心正直的人；在君主制度时期，“马志尼分子”一词则是诚实、不妥协的同意语。习惯于退让妥协的人们总是以讥讽的眼光看待这种品质，但公众舆论在内心深处却总是尊重这一品质，如果说共和的理想在19世纪的意大利得以传播而来，这要归功于马志尼的宣传、著述及信念。关于马志尼的思想与活动，现在已有极多的论著，他的生活及思想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人们的研究。马志尼当时公开出版和未公开未出版的手搞、著作不下百卷。但几个多月前，我的名为《马志尼的政治设想》一书还是出版了。
    马志尼在他的《自传笔记》中曾浪漫地叙述说，1831年离开意大利之前，他在被关押的萨窝纳城堡的牢房中眼望大海和蓝天，构想了他自己的政治纲领。但事实上，人们经认真研究他的著述发现，马志尼是在1831年至1846年的流亡时期内、即在居住于法国、瑞士、英国的15年时间内制定其政治计划的。按照时间顺序来跟踪研究这一理论建树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样就能把马志尼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当中，并更好地理解其思想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