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赛，马志尼在与法国共和党人进行讨论时，认为孟德斯鸠传统的政府形式分类法，即专制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体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831年11月青年意大利联盟第一份通知中，作为“政治道德原则”的第一点，人们就强调指出：世界受到一种道德法则的指导，这就是进步的法则。马志尼认为，从专制制度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立宪制过渡到共和制，是与欧洲社会的文明进步相关连的一种历史的必然；君主立宪制是一种过渡性解决办法，而过渡体制的时代已经结束。
    1840年，欧洲开始了关于民主的一场大辩论，在这一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二部分及路易·布朗的著作《论劳动组织》出版发行；P·勒鲁和普鲁东分别在他们的著作《论人道主义》和《什么是所有权》中谈论到民主问题，傅立叶分子和圣西门分子如卡里和孔德等也在讨论民主。1842年，布鲁厄姆的《政治哲学》在伦敦出版，把纯粹的民主与立宪民主进行了区分。自1837年起流亡伦敦的马志尼与卡莱尔家交往密切与斯图亚特·密尔相熟识，但他更是普尼齐的朋友，并从他那里了解到最新出版信息。
    在关于民主的这场欧洲辩论中，马志尼发表了6篇题为《关于欧洲民主的思考》的文章，以图使自己的共和方案具有民主的含义。马志尼在第一篇文章的开头写道：“人民阶层的民主倾向”是由于追随不断进步的法则而在欧洲出现的一个伟大的事实。他认为自己就属于这一民主运动，因为他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工作，“反对不平等，反对压迫”。
    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政府形式，那么应该怎样建立民主共和国呢？马志尼提出的范式是进步主义民主政府的代议制共和国，因为“民主原则与代议制政体的结合是一个完全现代的事实”。这样，他就重申了他对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础的”美国的政治共和制和对诉诸恐怖行动，具有“独裁倾向”的法国雅各宾式的共和制的那种反对态度。
    马志尼认为，民主是由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们自由组成的，为了反对特权、争取公民进步而努力的政府。代议共和民主制支持“劳动与知识和资本的结合”，反对某一民族的特权，因为政治的目的是以人类的名义建设一个人类的共同体。
    民主作为代议制政府形式应该考虑进行社会教育，以便使公民进行一种有意识的公民活动，“选举权应该使每个个人参与对政界的控制”。在马志尼看来，社会问题与其说是与财产权问题相关联的，不如说是与对一国人民进行教育的问题相关联的。恰恰是由于马志尼不仅仅考虑物质利益，因此他反对主张给最高层领导的控制职能、因而走向社会专制主义的那些理论，因为这样一来，会在劳动者大众之上形成一个“主子阶层”。
    马志尼捍卫了结社主义运动，并认为，人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努力遵守义务。他谈到了各种各样的结社组织，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经济的和慈善救济性的，文化的和生产的，地方的和全国性的，意大利的和欧洲的。我们在马志尼那里看到的是一种结社性民主。但是，某些学者不是认为马志尼曾主张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强有力政府，以便把权力集中起来吗？在伦敦，马志尼曾在1843年9月31日的《人民使徒报》上写道，“我们是统一论者，但同时也承认，意大利半岛的所有地区在关系到地方利益的一切问题上有权进行自由选举。”
    1848年，欧洲和意大利爆发了革命，但自1848年至1872年（即他去世的那年），马志尼在其著述中一直忠实于他自己的政治计划。但这种政治计划不仅仅是思想的构想，因为马志尼为了充实这一计划，使之具备有效性，他总是投身于行动，从不顾忌自已面临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思想和行动的计划，随着路易·菲力浦的君主制的垮台，这一计划已成为他行动的前提。1848年2月以后，他支持“行动党”，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计划和建立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在以后的20多年当中，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了人们态度、立场、前景、目的的变化。但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马志尼却无疑一直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纲领。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过程中，有些年轻的鼓动家变成了君主制的“仆从”，有些温和派分子装扮成了革命者，雅各宾派的一些理论家站在了改良主义者一旁，联邦主义的一些维护者改称为统一论者，某些狂热的民主派转而呼吁人们向君主提供帮助。但马志尼至死依然是一个“青年意大利”和“青年欧洲”的坚定一员。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原则，反复阐述以前论述过的定义，不断提及自己的理想的前提，重申过去的提法，这些不仅表明他对这些主题的持久关注，而且也表明他对自己政治计划的不变的忠诚。遗憾的是，本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并没有怎么把思想上的这种忠诚性作为自己遵循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