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欧洲的中世纪前提
    欧洲文明源于希腊；但是只是到了近代，欧洲才算真正展示了它的活力。怎样看待中间隔着的一千年的中世纪呢？这段“黑暗时期”怎么会突然面目一新起来呢？欧洲中世纪史，西方学者是早有新说的。恩格斯就曾讲过中世纪对近代欧洲的贡献。如果把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时期作一番考察，就会发觉近代欧洲是离不开中世纪的孕育的。因此，必须把中世纪，特别是它的后半期，作为近代欧洲的“前提”来看待。从古代欧洲到近代欧洲，必得经过这段历史时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譬如说，如果凯撒没有远征高卢，或虽远征但断羽而回，如果罗马不曾衰败到那种程度，“蛮族”又未来入侵，如果……历史岂不是另一种模样吆？然而，历史不能建筑在假设上，而且反过来问：罗马难道能和高卢两不相涉、“和平共处”吆？罗马怎么能不衰败呢？日耳曼“蛮族”怎么能安于那片沼泽加森林的土地而不移动呢？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如果”，我们只能以已然的历史为根据提出看法。强调历史的偶然性的理由，乍听起来非常雄辩而高深，实则都是同不曾存在的“假设”联在一起的。哲学思辩允许假设，历史是已发生的事情，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不排除偶然因素，有的偶然现象可以使历史产生曲折，甚至倒退，但那终归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偏离”（aberration），并不是历史规律的否定。
    还有一种历史观点，是把历史的阶段性绝对化了，完全忽视阶段的连贯性。所以就认为这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否定，只有代替，没有传承。把欧洲中世纪看作欧洲历史的“断裂”，就是这种历史观的表现。虽然这种看法已为许多历史研究者所推翻，但是误解的影响仍然很深。结果，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几乎同时发生，便成了无源之水。如果不了解中世纪，怎么会有这等奇事呢？
    即使拿中世纪本身来说，也跟任何别的历史时期一样，其间是既有连续性（continuity）也有变化（changes）的。这一千年当中同样是发展的。至少可以把中世纪分成前五百年和后五百年两大段。若讲“黑暗时期”，那主要是前五百年。在这段时间后，从政治上讲有两大事件交织在一起：罗马帝国由兴而衰和民族大迁徙的冲击波流向西欧各个地区。早期基督教神学博士圣杰罗姆（Sant Jerome）记下了他的亲身经历，罗马遭劫之后，哀鸿遍野、血流成河[①a]。这样的日子，生产调蔽、社会动荡，人民备遭离乱之苦。而且罗马衰亡之后，民族迁徙还得延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尖埃久久无法落定。在精神世界方面，希腊思想在罗马世界已见式微；而“罗马世界”与“日耳曼世界”的接口时期的早期基督教虽然已从东方移根于西欧，但还不能填补上这块精神空白，社会象不停滚动的沙盘在不断寻求相对的平衡。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到了八、九世纪，即查理大帝及其后人的时期，才显露出一些新的希望。
    查理曼帝国以后，西欧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来了；到鄂图大帝时期，被破坏的经济在各个封邑里组织起来，到了十二、三世界，就比较普遍地出现了许多类似市镇和乡村相结合的实体。今天法国随处可见的“Commune”就是从中世纪演化来的。现在都译为“市”，因为每个“Commune”都有一个“市”政府；但不完全准确，因为这样的“Commune”，既有市政，也有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今天则是现代化的大小工业），市镇和与它所属的农村既相联又分离。每个“Commune”通常总有一座领主的“宫殿”，一座中心教堂。这样的建筑物直到今天还在以依稀看到彼时的遗迹。法国的“Commune”实际上与古日耳曼的马尔克“公社”可能有传承关系。一个“Commune”就是一个集体，在这个集体里有一种“自治”的习惯，组成“Commune”的家庭和个人自然都认同于自己所属的“Commune”。从这个意义上讲，最确切的意思还是“公社”。在西欧，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就是所谓“城市共和国”。这种分散而相对独立的大小实体的存在，在欧洲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希腊的城邦制度在罗马时期也有相类似的建制，尽管有过统一的时期，但统一并没有消灭分散，所以罗马帝国统一的局面被打破了，“城邦”制却留下来了，星罗棋布地散见于意大利。所以日耳曼人来了，流徙的部落公社同罗马的城邦便自然地结合起来。看来，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日耳曼，以及法国、南欧、英国都多少继承了分散自治的古老传统，这是任何相对统一的帝国都没有能够消灭的。而“市民社会”的基础也就这样渐渐地构筑起来了。
    在这里，必须充分重视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作用。通常说这样的大迁徙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是对文明的严重摧残，日耳曼人被列为“蛮族”，殊不知正是这些已经文明化了的、或正在跨入“文明圈”的“蛮族”，挽救了欧洲文明，挽救了已经衰败的西欧社会。
    “日耳曼人用他们个人的英勇和勤快，用他们的自由精神和把一切公众事务视为己任的民主本能，使不可救药的奄奄一息的文明得到了新生。简言之，他们用一切罗马人所丧失的但只能赖以从罗马世界的泥潭中缔造新国家和新民族的那些特性，拯救了垂死的文明。”[①b]民族大迁徙的后果之一便是日耳曼-罗马文明的整合。
    民族大迁徙绵延好几个世纪，但与罗马接触比较早的日耳曼人同罗马人相互影响的过程就早已开始了。当时罗马帝国已经腐败透顶，只要有外力猛然一推，大厦就必定垮台。孟德斯鸠写道：“罗马的兴起是由于它只能不停地作战，原来，仗着一种难以相信的命运，它总是征服了一个民族之后，另一个民族才对它开始战争。罗马之遭到毁灭是因为所有的民族一齐向它进攻，并且从四面八方侵入了它的土地。”[②b]
    黑格尔把当时的日耳曼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没有离开“本地”的“大日耳曼尼亚”人，大约有二十几个部族，居住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北方便是北海了，这块地方大部分是沼泽和森林。另一类是早已走出这块地方，流徙到外地的，与西方的罗马、东方的拜占庭都有了来往的日耳曼各部落，特别是长期和罗马人居住在一起的日耳曼人，他们与罗马人的交流已经很多了；在凯撒军团里就曾有日耳曼人组成的骑兵。所以黑格尔才说“日耳曼世界”是“罗马世界”的延伸，它把“罗马文化和宗教以完整的形式接受下来”，同“本民族文化溶合在一起”[①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