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也详细地叙述了在“大日耳曼尼亚”地区考古发掘出的罗马文物，证明早在凯撒和塔西伦时期，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就已有了交往。并从以后的不断考古发现表明，“从三世纪开始，日益进步的金属工业一定普及到了整个日耳曼尼亚地区；到了民族大迁徙时代，我们说到了五世纪末，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②c]接着，恩格斯根据考古文物证明日耳曼人在造船业、制陶业、文字的流传、耕作畜牧方面的进步，等等，都已经是一个“文明”人了。据此，恩格斯说：“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日耳曼人从凯撒到塔西伦时期，在文明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从塔西伦到民族大迁徙（公元400年左右）以前，他们的进步更要快得多。商业传播到他们那里，并为他们运来了罗马的工业品，因而至少也带来了一部分罗马人的需求；商业唤起了本地的工业，这固然仿效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它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③c]
    这就说明，当日耳曼人敲开罗马人的大门的时候，他们已是作为“文明人”或“半文明人”出现了。布罗代尔说：“蛮族之所以取胜，每次都因为它一半已文明化了。在进入邻居的内室以前，它已在前厅等了很久，并敲过十次大门。它对邻居的文明即使尚未操练得尽善尽美，但在耳濡目染之下，至少已受到很深的影响。”[④c]于是“蛮族”在取代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以后，经过查理大帝、鄂图大帝的治理，到十世纪左右；前述的采邑制度就已经使破坏了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进展，并成了生产和交换的单位，同时也是政治单位，这就为后来“市民社会”的形成作好了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而这个市民社会乃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⑤c]。
    西欧最古老的城市无疑首先是那些罗马时代留下的，所以在十一世纪贸易再次兴起的地方是在意大利诸城。居领先地位的是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等市镇。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历史原因，它们建城较早，与地中海迤东国家的贸易开展得比较早，有航海、贸易的有利条件。东歌特人入侵后，随之而来的是拜占庭和撒拉逊人，所以这里的商人很快就同拜占庭帝国以及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强大的撒拉逊城市建立起来繁荣的商业。南欧的这些市镇进而成为法国乃至北欧的商品转运地，从而促进了西欧腹地以及北欧商业市镇的发展，象巴黎、伦敦这样的后来的各城都相继建立起来了。
    南欧市镇领先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们都是些互相独立的“移民”市镇，移民到这里来的人要定居、要生活、要发展、要做生意，于是这些地方就很快建成为一个个的“商业中心”。威尼斯这类早期的商业城镇，得利于“移民”者不少，马基雅弗里说：“威尼斯城就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正确。该地原来是一片不利健康的沼泽地带。后来只是因为集中了大量勤奋的移民，才变成一个有益健康的所在。比萨也是这样……直到后来萨拉森人（即本文的撒拉逊人）破坏了热那亚并使它的河流无法通航，致使热那亚人大批移居比萨，才使比萨这个城市兴旺富强起来。”[①d]
    手工业几乎是与商业并行的，因此这些作为商业中心的市镇，也必是手工业的中心，商人有商人行会，手工业者有手工业行会。这些行会虽然并不直接是商会和工会的前身，但也不能说没有影响。随着基督教的确立和普及，每个市镇自然也就同时是宗教活动的地方，教区的划分与市镇的重叠是自然现象。“到1250年左右，前工业欧洲的市镇网差不多就建立起来了。”[②d]有了市镇，农村人口必然流向市镇，市镇的人口迅速增长起来，到了十四世纪，有些地区的一半人口从农业转到了商业和工业。[③d]“城市”就这样成为“一个复合社会发展的场所，其中同时确立了领主体制和他的意识形态，并（把城市）划分成与之相应的等级制度”，这样的城市不仅有独自的价值，而且每个城市都自然地被置于“各种关系网（宗教的、商业的、手工业的）的总合之中，居于首府地位的城市模式便通过这些关系网传播到其他城市”[④d]。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市镇或城市，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巨大成就，它夹在古代与近代中间，把社会引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城市是商业造就的，它反过来给商业以活动的依托；商业引出手工业的“技术革命”，据布罗代尔，“西方于十二和十三世纪经历了第一次机械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由水磨和风磨的增多而导致的一系列革命。”[⑤d]
    叙述到现在为止，可以给中世纪的城市画一幅肖像了。这里，仍想借用布罗代尔的概括：
    “大城市以及与它们有联系，以它们为榜样的其他城市利用这个自由建设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传播了新的技术，或者发掘和更新了几个世纪前原有的技术。不论属于何种情况，这些都使城市有可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完成了相当难得的试验。
    “在金融领域，城市组织了税收、财政、公共信贷和海关，发明了公债。威尼斯‘老山’的历史事实上可以上溯到1167年，而最初形式的圣乔治公司始于1407年。热那亚可能在十二世纪末即铸造‘热诺维诺’，其他城市相继效法，也铸造金币。城市组织了工业、手工业，发明或重新发明远程贸易、汇票、商业公司和会计制度的早期形式。不久以后，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出现了。这是因为，虽然人们说城市是个‘集体’，城市也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有它自身的紧张状态和同室操戈：贵族与市民对抗，穷人与富人（‘瘦人’与‘胖人’）对抗。佛罗伦萨的内部斗争与其说是古罗马式的冲突，不如说它已深刻地揭示了十九世纪工业社会的对峙。‘下等行业工人’（1376年）的悲剧足以证明这一点。”[①e]
    这最后一点特别说明了布罗代尔的眼力。马基雅弗里在《佛罗伦萨史》里在好些地方都描述了城市里的各种斗争经过，他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精神面貌，其实是反映了一种孕育新社会的躁动。在西方，城市是通向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并且是与之合二而一的。城市越是到了中世纪晚期，它的经济生活以及由之而来的精神生活就越是丰富多样，各种斗争也就更为激宕，并为新社会铸造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