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时代的差异首先在这批“世俗”教士（许多本人也是教师）身上反映出来。当时的教士，就相当于今日之所谓“知识分子”。中世纪还没有“知识分子”这种称谓，只有按职业区分的教师、数学家、法学家、音乐师等区别于“体力劳动者”的各种“脑力劳动者”。这样的现象到十二、三世纪就比较明显了，罗素说：“公元十三世纪完成了一个哲学的、神学的、政治的、社会的伟大综合。”[②g]可以说，此时近代的知识分子的前身已经寓于“脑力劳动”的各行各业之中了。在罗素所说的“伟大综合”中，最重要的是把理性引进了神学。这产生了两个相悖的后果，一是把理性引进神学，即用理性解释神学，结果是把上帝理性化，把上帝作为理性的化身；再一个后果就是理性终于取代了上帝的权威，最终导致对上帝的扬弃。“理性”与“信仰”的这种复杂关系，一直曲曲折折地反映在欧洲的思想界、知识界里，直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没有能摆脱掉。不过，理性加入了十三世纪的“伟大综合”，确实起了打破沉寂的作用。
    下面要探讨的是中世纪后半叶欧洲精神世界的变化。
    --亚里士多德在十二世纪下半叶回到了西欧，希腊思想不只是由新柏拉图主义来代表了。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在西班牙的阿拉伯裔神学家阿威洛依（Averroes），他还精通医学和数学，但他的最大的贡献是在西欧重振希腊思想。十字军东征也促进了东西文化的对流。说来有趣，希腊思想发源于东方，基督教也源于东方，这次又是从东方把希腊思想带给西方，这三次东方文明的影响都最终扎根于西方，并且生长为西方文明，开花结果，而作为文明源泉的东方却渐渐地失去了文明的优势。阿威洛依的《亚里士多德评述》相当完整地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学说，在犹太和基督教哲学家中很有影响。他死后，他的弟子们继续以解释亚里士多德为己任，后世称之为阿威洛伊主义者。阿威洛伊的观点很有些“异端”的味道，例如，他有个“双重真理”的说法：一个是“神学的真理”，一个叫“哲学的真理”。既然有“双重真理”，基督教神学就不能独家垄断真理了。这等于是在神学的围墙上开了一个缺口，引进了世俗哲学。一位可称为阿威洛伊主义者的巴黎大学教授西吉·德·布拉邦（Siger de Brabant）居然说：“哲学家的职责，就是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教诲，而不是修改或掩盖他的思想，纵使他的思想与（神学）真理是相悖的。”[③g]
    圣托玛斯·阿奎那（Sant Thomas Aquinas）与阿威洛依主义对待亚里士多德的态度不同，但他也不拒绝希腊思想，而是把亚里士多德引进神学，把希腊思想“化”在神学领域里。阿奎那认为这样并不妨碍确认神学的至尊地位。阿奎那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方式默认了“世俗哲学”的合理性。阿奎那在讲到认识的三个层次时认为常人只能认识上帝和天使以外的事物，唯有上帝至尊至大，能够认识一切，他认为：“除了用人的理智所得的哲学理论外，还必须有上帝启示的神圣道理。”又说：“对事物，从不同的方面去认识，就可得出不同的学问。例如论地圆的学说，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就得出同一的结论。不过天文学家是对物质采用抽象的数学方法，而物理学家则就物质讨论物质。同样道理，我们也不应该禁止用上帝启示的学问去讨论哲学家用理智去认识的理论。所以说，讲圣道的神学和哲学中的神学是不同类的。”[①h]阿奎那满以为可以这样把信仰和理性揉合在一起，却没有想到由此给世俗哲学留出了位置。
    --经验主义对神学一统起了“稀释”的作用。经验主义的鼻祖一直可以上追到九世纪的约翰·司各脱（Johannes Scotus Erigema），他那时已经认为有独立于启示之外的哲学，说它与启示有同等的权威。到十三世纪持同样见解的则有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等人了，他们承神学唯名论之绪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经验主义思路的形成，而经验主义通向朴素的唯物主义，是顺理成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邓斯·司各脱是英国早期的唯物主义者，他曾问过：物质能否思维[②h]？十四世纪英国陆续出现了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奥卡姆的维廉（William of Occam）等神学改革派以及再后来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于是经验主义成为英国的传统，并在后来传到欧洲、远播北美。
    为什么经验主义产生在英国，并形成盎格鲁-撒克逊的思维传统？这里不想过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英国在中世纪比大陆有较早较多的“思想自由”则是事实。尤其是爱尔兰又是罗马帝国的统治比较薄弱的一隅，相对说来比较安全，这或许是神学的“修正主义”首先诞生于此的原因之一。这里提出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只是为了说明神学一统在中世纪后半叶遇到的种种挑战。
    --宗教内部“世俗”派与“教士”派的矛盾在十三世纪激烈起来了。前述思想界的状况实是教会内神、俗矛盾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路德“宗教革命”的预演。英国的神学“改革派”思想在西欧大陆也很快有了呼应，而且表现得更为强烈。如法国有巴黎大学教授让·日尔松（Jean Gerson），捷克有著名的扬·胡斯（Yan Hus）。特别是扬·胡斯的名字是与捷克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结在一起的。到十四世纪，宗教革命的种子就已经在发芽了。
    欧洲中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封建制度鼎盛时期，就已有召唤新时代的声音了。这个时期就是十三世纪。恩格斯的这些话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③h]有的人形象地说，但丁“一支脚还站在中世纪，另一支脚则在朝向正在升起的文艺复兴星光”[①i]。这并不只是对但丁的个人评价，而是对时代的描绘，但丁在人生旅程的中途，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中醒悟过来，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灵魂引导下，穿过“地狱”、经过“炼狱”，最后向“天堂”奔去。这是何等奇伟的想象呵！这时，近代的民族国家正在形成当中，但丁对于时代转换的不自觉感悟，联系到上面所叙述的世俗哲学的诞生，宗教内的革新意识，应该说，欧洲已经出现了“朦胧的觉醒”。“十四世纪之从十三世纪生长出来，就象十三世纪之从十二世纪生长出来一样，以致在中世纪的复兴与‘Quattrocento’（意大利的第十五世纪，即文艺复兴）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断裂。”[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