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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之比较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习与探索》 纪胜利 参加讨论

伍德罗·威尔逊、福兰克林·罗斯福和乔治·布什分别在20世纪美国和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出任美国总统。面对巨变的世界,他们都曾踌躇满志地提出了规划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其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均体现了美国欲充当世界领导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理想。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面临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紧迫任务,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新秩序的构造中将起何种作用,这是世人所关注的。为此,对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三人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进行一下分析和比较或许是有益的。
    “世界新秩序”一词是布什使用的一个高频用语,而在威尔逊那里叫做“新世界”,在罗斯福那里叫做“道德秩序”或“世界蓝图”。名称不同,本质无异,内容亦相近,为叙述方便起见,笔者有时在文中用“世界新秩序”来概括叙述。
    尽管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他们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但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背景。三人都是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出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任期内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性革命高潮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空前的战争与革命使旧式的欧洲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体系受到了沉重打击,以维也纳体系为标志的欧洲中心时代走向终结。随着生产和贸易的日益国际化,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了。这为威尔逊按着他的世界主义的理想来设计世界新秩序提供了良机。借助“一战”的刺激作用,美国的实力有了极大提高,一举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并逐渐取代了英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威尔逊宣称:“美国现在在世界金融和商业上所占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其规模是过去所未曾梦想到的。”〔1〕因此,美国可以也应该摆脱孤立主义传统,大胆地介入世界政治,“不是因为我们要选择进入世界政治,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的天赋才能、我国实力的成长,我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了。而在你成为决定因素的时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能保持孤立了。”〔2〕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历史。如果说“一战”后美国的实力尚处于上升期的话,“二战”则使美国的实力达到了巅峰。美国的海外投资和贸易市场遍布世界各地、黄金储备占世界的3/4, 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70%,美国军事基地与海外驻军几乎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并在一段时期内独家拥有原子弹。〔3 〕“二战”彻底摧毁了欧洲列强的霸权基础,维持两次大战之间国际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土崩瓦解。在政治、经济、军事几方面均成为世界首强的美国再次面临构造“世界新秩序”的良机。早在“二战”初期,罗斯福就预见到了世界形势的变化,他在1939年12月下令建立了“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以“从美国的最大利益出发”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哪些“基本原理”。1943年4月, 罗斯福授意雷斯特·戴维斯发表题为“罗斯福的世界蓝图”的文章以试探公众对他的“世界新秩序”设想的反应。
    布什就任总统期间,尽管没有遍及欧亚非的熊熊战火,但同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苏联东欧的演变,使雅尔塔体制和平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美国的实力虽然已不处在巅峰状态,甚至已经明显地衰落了,但由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离开了国际舞台的中央,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又一次获得构造“世界新秩序”的机会。 1990年9月,布什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冷战的结束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可能。〔4〕从国内政治背景看,三人在提出他们的“世界新秩序”时都处在比较有力的地位。威尔逊任期内,美国总统的权力处在上升趋势,威尔逊在制订和执行对外政策方面握有很大的权力,“在指导对外关系方面,就象一个拥有神权的君主”〔5〕。而罗斯福任内, 总统的权力更是极度膨胀,罗斯福空前绝后地四任美国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常状态更使美国人民赋予他巨大的权力。布什则由于海湾战争的特殊情况及成功地领导进行了一次“国际警察行动”,而取得了国内较大的支持,其支持率一度高达90%。一些新闻媒介也为布什摇旗呐喊:“争取世界安全的最好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力量和意志上”,美国应“毫无愧色地去确定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准备着把它付诸实施。”〔6〕三人“世界新秩序”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冷战期间建立美国全球政策的威尔逊的后继者们,它们可以认为是在遵循威尔逊主义的真正精神。”〔7 〕这种“真正精神”就是基于“美国优越”基础上的主导世界的命运感。这种命运感来自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从历史上看,美国通过独立战争而立国,19世纪的大规模移民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政治家们关于美国应该是一个“灯塔,照亮了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之路。”的命运感也强化了国民的类似思想意识,“美国从其国家生活刚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8〕。 在西进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边疆学说”成了美国政治家们不断追求“新边疆”的思想理论基础;从现实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造成的世界性动荡、混乱和相互隔绝,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美国这样一个“世界性”国家的利益的,因此“世界新秩序”不单单是一面为美国争当世界领袖的帅旗,而且还反映了以美国式的价值观来规范世界、管理世界的美国式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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