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三人的“世界新秩序”的背景亦有不同之处。威尔逊时期，美国的综合国力尚不足以左右整个世界局势，而且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非常强大，美国统治阶层也并没有都做好“挑起世界领导担子”的准备。而罗斯福任期末，美国综合国力已达顶峰，美国朝野对于他们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有了充分的自信心，孤立主义已经历史性地走了下坡路。1941年，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的《美国世纪》一书之畅销，很好地说明了美国人民的心态。虽然在筹建联合国、处置战败国等问题上，决策层不是没有争论，但总体看，罗斯福较威尔逊所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布什任期内，尽管没有世界大战那样严峻的考验，但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却反而更加错综复杂，布什在赢得了海外战争和冷战的胜利的情况下却没有赢得连任总统，其继任者克林顿总统则几乎不再提“世界新秩序”这个词，说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热情有余而基础不足。
    从内容上看，三人的“世界新秩序”亦颇多相似之处。威尔逊把他的“世界新秩序”称做“新世界”。其内容集中体现在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政治主张和美国政评家李普曼等人对“十四点”所做的“官方解释”中。从字面上看，威尔逊的“新世界”确实与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理论有着重大差别。威尔逊首次在国际关系领域引进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主张用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建立一个符合“人类利益的更完善的国际体系”，他的关于支持民族自决权，尊重国际法、维护贸易自由和海上自由、关于把国际联盟做为维护集体安全的工具等设想和主张起码具有一定的宣传意义。如果真的按我们理解的字面含义来实施，威尔逊的“新世界”真够得上理想的了。但是，舞台上的华丽布景并不意味着一定在上演一出好戏，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威尔逊是怎样为“新世界”的高尚原则下注解和怎样进行外交实践的。从颠覆墨西哥韦尔塔政权到出兵海地、多米尼加和古巴，威尔逊并无迟疑地再次扮演了“大棒总统”的角色。而他宣称建立国际联盟的目的是“要为世界的其余地区做门罗主义为西半球世界所做的事情”〔9 〕，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新世界”的篮子里到底装的什么货色。所以威尔逊是理想主义地提出目标--承认时代的进步所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现实主义地实现目标--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威尔逊并不隐讳自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把美国商人的企业带到地球上每一个地区。”英国学者卡尔弗特指出，威尔逊“更加具有他那时代的爱国主义、种族优越、扮演警察的大国义务的习惯观点。”〔10〕罗斯福的“世界新秩序”，即他所说的“道德秩序”最先是针对轴心国宣传的“新秩序”而提出的，其纲领性文献主要是《大西洋宪章》，其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航海自由、建立普遍性的国际和平组织等核心内容与威尔逊的“十四点”极为相似。同威尔逊一样，罗斯福也打出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旗帜，即他在1940年1 月提出的“四大自由”精神：“解除侵略者的武装，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11〕罗斯福也把实现“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上，但在实践上，由于“二战”末期的美国较之“一战”末期更为强大，因此罗斯福有更大的自信心和活动余地而赋予联合国以较大权力，使它成为确立战后世界新秩序和美国影响的机构。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及美国在联合国的优势地位、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而确立的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成为战后世界的“仲裁者、调解者和指导者”，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就是罗斯福的“世界新秩序”。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内容集中在海湾战争前后他的多次讲话中，其中，1991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最具代表性。 咨文宣称：“要为下一个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作好准备。”〔12〕和威尔逊、罗斯福一样，布什也打出了“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旗帜。同样，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也首先强调美国在世界范围的“领导作用”，他说：“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既具有道义上的声望，又具有维持这一声望的具体手段。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聚集维护和平力量的国家。”因此，美国要加强“国际参与意识，发挥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带头作用”，在西方世界的“核心作用”和对盟国安全的“保护作用”。但与冷战时美国几乎包打一切的做法不同的是，美国要变盟主的角色为核心作用的角色，美国更多地是要充当“法官”而不是“警长”。布什更注意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和西方伙伴的作用，以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结构”，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在这样的“国际安全结构”下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范式，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程度不同地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均未能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