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新秩序”中的核心--国际联盟，虽然做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组织建立起来了，但它没有满足美国资产阶级的要求，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留在了它所极力倡导的国联大门之外。国联成了英法等欧洲大国的俱乐部，“民族自决”也成了一句空话，两次大战之间盛行的还是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航海自由、贸易自由也被30年代的关税战、贸易战、货币战所取代。威尔逊“新世界”的失败除了国内体现为党派之争的孤立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激烈矛盾等原因外，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问鼎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尚未成熟。罗斯福的“道德秩序”较威尔逊的“新世界”成效大很多，但最终也未能按罗斯福的设计建立起来。尽管罗斯福心目中最重要的联合国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一次美国积极地参加了联合国，但美苏反目、冷战爆发，两大阵营对峙，分裂了战后世界。杜鲁门主义取代了“道德秩序”，美苏在联合国的长期对峙取代了罗斯福关于大国合作的设想。倚仗美国优势地位，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来整合世界经济的打算也落了空，统一的世界经济被人为地割裂成“两个平行市场”。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虽不能说已经随着他的离任而烟消云散，但事实上已失去了它的势头。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的藩篱拆除了，但是相互依存的加强并没有导致同步的相互协调的加强。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地区冲突加剧、民族主义抬头、宗教矛盾尖锐、经济集团化趋势加强……诸如此类的问题极大地困扰着世界各国。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强调由美国提供“领导”，各国“奉献主权”，这招致国内外的嘲讽与批评，这使他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调门。而克林顿总统则用“扩展战略”取代了布什的“世界新秩序”。
    尽管跨越了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的较大时空，但威尔逊、罗斯福、布什却构思了十分相似的“世界新秩序”，这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一脉相承的特点：每遇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美国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要强调从整体上管理世界的重要性和美国的领导责任。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思想是何等根深蒂固，说明虽经两次世界大战的荡涤，帝国主义时代强权政治的毒素还远没有肃清。另一方面，美国领导人不惮再三受挫而仍欲“面向世界”，也说明美国做为一个世界性很强的国家确实承受着世界性的利害关系。国际社会对国联和联合国的接受，亦说明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是有建设性的合理因素的。因此，仅仅用霸权主义来解释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是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的。事实上，在本世纪内，每遇重大国际危机，国际社会都极关注美国的举措，尤其是日益衰落的欧洲每每顾盼大洋彼岸的巨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设法让美国发挥它的正面作用、抑制它妄自尊大的霸权行径，而不是迫使它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去，才是正确的思路。
    在世纪之交，国际社会肩负建立国际新秩序之重任，无论是起正面还是负面的作用，美国在构造国际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应否认的现实。但从长远看，国际新秩序的确立绝不是给“下一个美国世纪”加冕，恰恰相反，美国仍然以独一无二的国力，以新文明传教士自居的布道精神将作为独特的贡品置于新秩序的祭坛上。正如冷战的结束对美国的相对衰落做出补偿一样，理想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也将对美国失去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作出补偿。
    注释：
    〔1〕〔美〕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新泽西1979年版，第38卷，第264页。
    〔2〕〔美〕阿瑟·林克：《外交家威尔逊--他的主要外交政策一瞥》，巴尔的摩1957年版，第145页。
    〔3〕〔美〕丹尼尔·S·帕勃：《当代国际关系》，纽约1989年版，第188页。
    〔4〕《纽约时报》1990年9月12日。
    〔5〕〔美〕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崇高的现实主义》， 纳什维尔1971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