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宋史研究领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在此期间，约有二十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撰写了宋代历史方面的博士论文，随后将论文修订为学术专著，其中多人开始在一些培养本科生及研究生的重要研究中心任教。20年后，这些研究者及其研究依然影响着美国宋史领域的发展。在这篇文章里，我概述了1990年至2006年间出版的宋代历史学术论著中体现的两种新趋向：其一为社会历史学家对地方宗教的关注，其二为政治史的复兴。但对最近出版的著作的考察表明，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固守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本文旨在对涉及的著作进行描述性述评，不做深度的评论。
    以下先简要叙述上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的特色，从而为考察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动向提供必要的背景。80年代宋史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是社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远居其次，而对社会史研究的关注，直接来自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研究及执教的影响。按照传统的标准，郝若贝的宋史研究成果并不算最为丰硕，学术论著数量不多，但他的几篇论文，特别是《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治与社会变迁》（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一文，深刻地改变了宋史研究领域。
    郝若贝在这篇文章里根据大量人口和传记资料，认为人口的变化（尤其是人口向中国东南方的迁徙），以及政府行政机构的重构（最低层的行政单位县的权限得到强化，监督权集中于少数新设立的区域官司，以控制监督远超其数的州府），是和中华帝国社会政治领导权的转变同步进行的。他的结论是，在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早期，一个由联系密切并排外的家族群体组成并专门从事政府管理的“职业精英”（professional elite）阶层，被“地方士绅家族”（local gentry lineage）所取代，后者只把出仕看作是获取并维持社会政治地位的策略之一。这篇文章在1982年发表后，成了研究帝制中国史的美国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郝若贝关于中国历史上唐、明之间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宏大假说，在他几个学生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详尽阐发，他们曾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追随郝若贝学习。柯胡（Hugh Clark,1990）、韩森（Valerie Hansen,1990）、韩明士（Robert Hymes,1986）、Paul Smith（1991）和万安玲（Linda Walton,1999）分别探讨了从北宋向南宋转变的不同侧面，或是描述特定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或是将这一转变同教育机制和宗教实践的变化联系起来。这些研究都有助于详尽解释郝若贝的人口、经济与社会转化模式。郝若贝关于精英利益重新界定的命题，以及韩明士将其阐发为一种从中央朝廷到地方精英的重新定位，也启发了美国其他大学初崭头角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在对科举考试的社会史研究中（译按，指Chaffee John.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中译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贾志扬（John Chaffee,1985、1995）把不断变化的科举成功者的地域分布，同郝若贝的发现相联系。尽管在科举的社会意义方面并不认同郝若贝和韩明士的观点，但贾志扬仍然把科举考试持久的吸引力（虽然及第的机率在降低，及第后进入官僚体系任职的机会也在减少）归之于精英们不断变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把科举认同为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而非一定要做官。包弼德关于唐宋之际思想史转变的研究（译按，指Peter Bol.“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中译本《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也是以郝若贝和韩明士对精英的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的。
    宗教社会史
    20世纪90年代，宋史学家们转向了地方宗教。这方面的研究兴趣并不新鲜，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一直都在撰写关于佛教和道教学说发展的著述，并且已经开始研究宋代广泛流行的地方宗教信仰（例如康豹、祁泰履、彼得·格雷高利，Miriam Levering,Stephen Eskildsen和John McRae，参考文献详见Stephen Clart）。这些学者研究的问题、概念和方法，与本文论及的宋史研究者，以及参考文献中所列的近年来关于宋代宗教史的博士论文，并不相同。大致而言，宋代宗教研究者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特定的文本和宗派，或者分析一些互不相关的宗教活动，例如溢美性的传记和庆典等。他们将其研究主要置于佛教、道教以及地方宗教的历史背景和人类学背景中。此处讨论的这些研究地方宗教的历史学者，同样关注地方宗教活动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实践活动不能简单化为佛教和道教的一般类别。他们进而对精英们在地方宗教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也深感兴趣，但关于精英阶层的构成，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正如下文所述，他们的研究是建构在更为广阔的历史问题语境，尤其是唐宋变革这一历史背景中。以下讨论的四项研究都是取材于普通史料。被引用最多的洪迈的《夷坚志》一直对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有很大影响，尽管学者们对书中轶闻故事的利用和解读迥然相异。
    韩森的《变迁之神》（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1276.译按，指《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第一部对宋代地方宗教（她用的术语是“大众宗教”popular religion）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著作。该书以洪迈的《夷坚志》和佛寺碑铭为基础，认为大众宗教中的变化是伴随着11、12世纪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变迁而出现的。12世纪的中国人面对诸多神灵信仰，他们选择那些最为灵验有征的。佛、道、儒三教大传统的信仰，并不能完全决定世俗信徒的神灵崇拜。
    韩森把神性和人神关系的变化同地域转向（the localist turn）及宋代社会的商业化相联系。她指出，许多新的神灵都是当地去世未久的英雄人物。从11世纪晚期开始，由于政府急于想通过封号和赐额，来控制利用这些灵验的神祇的权力，地方神祇便不断被纳入到官方祀典中。官方的认可引起了地方精英之间的竞争，他们竞相把自己支持的神祇纳入到官方祀典中。地方精英们参与神祠的兴建，并竭力使地方神祇得到认可，这就为文学精英们提供了机会，他们已经从“全国性政治”转向发展地域关系网络。
    商业化影响神祇的行为。信众们把商业上的睿识归因于神祇，并且在商业活动中祈求赐助。韩森认为，商业化也是神祇需求不断变化的一个因素。神祇们向仪式专家以及信众显灵，他们需要完好的庙宇、精致的碑铭，还有丰盛的供享来换取庇佑。不无争议的是，韩森还认为，在五显神（the Five Manifestations）、梓潼神、妈祖（天后，the Heavenly Consort）、张王神等地方祠神信仰传播的过程中，商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些祠神大多沿着水路，从一个地区向更广阔的地域传播。她指出，当地士人对区域祠神信仰的反对，应当视为他们对地方认同的拒绝，例如，朱熹的学生陈淳因坚定不移地反对大众宗教活动而声名狼藉。然而，商人们似乎并未受到士人这种较为狭隘的地域偏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