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与过渡
    “唐宋变革说”之所以寿过期颐却仍充满学术活力，即在于她的独创性和开放性。①其开放性尤其表现在这一学术命题的内涵及外延，创立者(内藤湖南)及其完善发挥者(宫崎市定)虽有明确界说，但这些界说都只是框架性的，“描述性的”，“方案性的”，总体而言还停留在有待详密实证的假说层面，宫川尚志名之以“Naitō Hypothesis”(内藤假说)，是非常适切的。②唯其如此，也就为这一学说的继承发展或证伪立异，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出现了对这一学说的不同理解、发挥乃至批判、质疑。正像柳立言先生所指出的，在对这一学说的理解中，由于把“变革”与“转变”混为一谈，“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混为一谈，以致何谓“变革”，何谓“唐宋变革”，何谓“唐宋变革期”，都存在不同认识，应依据学说创立者的原意加以厘清。③但这些混淆，有的可能源于该学说本身。
    众所周知，内藤氏“唐宋变革论”所揭示的中国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亦即“文化史观”。他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移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移动，并据以进行历史分期。“上古”为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外部扩展的时期，“中世”为文化自外向内反馈性移动的时期，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扩展的“从后汉后半期到西晋”被界定为从上古到中世的“第一过渡期”，自外向内的反馈性移动即“来自外部的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的”的唐末五代，为从中世到近世的“第二过渡期”。④但内藤氏对“近世”本身的性质判定，却并没有贯彻上述文化移动标准。而且入宋以后，“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绝不能说已“达于顶点”，自太宗时发动的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相继失利，辽军频频南侵，宋东北边境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党项首领李继迁亦崛起反宋，西北边患未曾稍息。后经澶渊之盟，宋朝军民虽以高昂代价换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在辽、金征服王朝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北宋王朝最终在靖康之祸中覆亡，继起的南宋王朝被逐出中原，偏据东南，最后亦为蒙元征服王朝所攻灭。总之，在内藤氏界定的近世前期(宋元)，“来自外部的力量”并没有停下“反馈”内向的脚步。由于“内藤假说”对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唐末五代)的定性，与近世(宋代)本身的定性，标准不一，在逻辑上存在缺环，研究者对所谓唐宋变革的“过渡期”也有不同理解。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即认为唐宋间最“令人瞩目的转折”实发生于两宋之际，南宋初期的“重要转型”，塑造了“此后中国的形象”，其影响绵延至20世纪初。而宋朝“所遭遇的为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打击”，换言之，“来自外部的力量”，仍被视为两宋之际“质”的、“永久性”转变的重要契机。⑤按照刘说，则整个北宋便被归入到“过渡(转型)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将内藤氏基于文化发展、移动的历史分期观，延伸到对宋以后时代的把握上。
    如上所述，内藤氏基于文化发展、移动的历史分期观实际上只贯彻到中世、近世之间的“第二过渡期”(唐末五代)，⑥至于“近世的内涵”，或者说“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内藤氏原本有系统论说，即“唐宋变革说”，内藤乾吉氏表述为“中国近世开始于宋代说”。此说要点已为众所熟知：(1)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2)君主地位的变迁；(3)君主权力的确立；(4)人民地位的变化；(5)官吏录用法的变化；(6)朋党性质的变化；(7)经济上的变化；(8)文化性质上的变化。⑦然而上述诸变革的起点既不一致，终点更不一致，变革速率也是疾徐不齐。如第1条中“贵族政治”的衰微，第4条中，标志着“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的租庸调制的崩坏、两税制的施行，第8条中作为文化性质发生显著变化的新《春秋》学的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内藤氏皆明确指出其出现于“唐代中叶”。第2、3、6诸条，第1条中君主独裁政治的形成，第7条中作为经济变化标志的货币的大量使用，第8条中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变化，大抵都要入宋以后才表现明显。第5条选举方面九品中正制的废除、科举制的建立，实发轫于隋，“隋唐的科举依然是贵族(性质)的”，其“完全脱离掉贵族政治的框架”，则有待于宋。总之，内藤氏以“唐末五代”作为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认为过渡始于唐末，“至宋代而止”，只能是就总体而言。在以上诸变革中，如果研究者关注、强调的方面不同，对变化程度轻重的把握不同，对“过渡期”的理解也自然就不同。
    内藤氏的学生那波利贞氏，即在其师唐宋变革说的基础上，就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那波氏称为“转变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意见。他认为两个大的时代之间的转变期，因其转变程度之轻重、转变期之长短而有如下数种情形：其转变程度轻者，所区分的前后两个时代短，各自不过几十年而已；其转变程度重者，所区分的前后时代长，各自长达数百年之久；就转变期本身的长短而言，其短者不过数年间而已，其长者或绵亘百年以上。他认为唐玄宗朝开元二十六七年(738、739)至天宝二三载(743、744)之际六七年间，为一转变期最短、转变程度却最重的转变期，当此之际，出现了中国中世时代向中国近世时代的推移，非徒唐朝内部前后期的转变而已，因而是最具时代区分意义和永久价值的转变期。那波氏用175页的篇幅，先从政治史方面、社会史方面论述唐代开元末期以前和天宝初期以后的时代差异，继而列举绘画、书法·文字、儒学·文学、玄宗的性格好尚和以人生观为中心的世风人情等5个方面12项实例，论证了此间文化领域内从贵族倾向到庶民倾向，从保守传统倾向到创辟翻新倾向，从庄重典雅倾向到轻躁卑俗倾向的急遽转变。最后指出，广义上的具有中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在开元二十六七年间逐渐地消歇灭绝，广义上的具有近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在天宝二、三载间逐渐地萌生兆现。这些新倾向在中唐、晚唐、五代爆发出惊人的生长力，蓬勃发展，致使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及至宋世，时代风貌相对于唐乃焕然一新。⑧上述可见，在中世向近世的转变上，那波氏与其师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内藤氏所论唐宋间若干重要变革虽然有的出现在唐中叶，但他确定的“过渡期”却是“唐末五代”，即始于唐末下讫宋初。“唐末”若准以唐诗分期中的“晚唐”，即文宗朝以降，则过渡期长达130余年，且“中唐”约70年尚不包括在内。那波氏的转变期却只有开元天宝之际六、七年间，转变期之后即被视为“进入近世时代”，尽管自中唐下迄宋初“具有近世时代本质、倾向的历史现象”还在继续发展着。
    具有近代历史学特征的中国史研究实源于日本，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突破王朝断限的历史分期。内藤湖南关于近世的划分，特别强调不以“朝代更替划分”，“必须看它是否具备近世的内涵”。⑨所以他在首次公开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开首即称作为习语的“唐宋”一词，“从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观点考察”，“并没有甚么意义”，因为唐和宋的时代性质不同，唐是“中世的结束”，宋是“近世的开始”。但就内藤氏所论中世、近世的起讫而言，朝代更替与时代分期基本上是重合的。那波氏所认定的“转变期”，就其“不必太拘泥王朝兴亡现象，主要依据历史现象的变化推移状况”来确定，⑩实颇得其师历史分期理念的真昧。
    要确定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或“转变期”，首先必须要确定前一个时代的终点和后一个时代的起点。而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它总是罔顾任何“抽刀断水”的人为分割而自相联结为一体，唯其如此，直观地体现治乱分合的朝代更替往往很自然地成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力图打破朝代断限，立足于中国史内部的文化发展脉络并据以把握其发展阶段性，(11)却仍然没能完全摆脱朝代更替的旧史学影响。那波氏的唐开天之际“转变期”说，可能是对内藤湖南中国历史分期最早、最重要的批评、修正。(12)那波氏的立论着眼于文化发展的动向，见微知著，小中见大，既继承了“内藤假说”文化史观的精髓，又通过详确的实证考察，特别是利用当时研究者很少使用的英法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在“内藤假说”基础上取得显著推进，多发前人所未发，特别是在关于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期”问题，关于唐宋历史发展的断裂与连续性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