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后期，“为使则重，为官则轻”①，使职差遣后来者居上，对唐初确立的职官制度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宋初，这种现象更趋严重，《宋史·职官一》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账；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版位，流外考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不足以砥砺天下若此。”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名实混淆，品秩贸乱之弊”②。北宋前期，“官与职不相准，差遣与官职又不相准，其阶、勋、爵、食邑、实封、章服、品秩、俸给、班位各为轻重后先，皆不相准”③。当时，“或有自四品入三品为黜官，丞郎入卿监是也；从四品入五品为进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诸行侍郎于卿监是也；七品八品在杂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补阙、拾遗、监察于三丞五博是也”④，完全背离了唐制。但唐代官品令仍然行用，结果造成“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与御史中丞同品。太常博士品卑于诸寺丞，太子中舍品高于起居郎，内常侍才比内殿崇班，而在尚书诸司郎中之上”⑤ 的局面，严重地脱离了北宋前期现实政治。唐代的品阶制度不可以为准绳，早在北宋初年就有明智者清醒地认识到。太祖乾德二年（964），窦仪对上述现象曾断言：“若不以省台轻重次第相准，居此官者肯以品为定乎？”宋太宗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以寺监副贰品秩素高，旧制自郎吏迁授，颇闻捂绅之流以台阁自许，目为散地，欲振起之”，他任命了一批尚书诸司郎中为九寺三监的少卿监⑥。郎中从五品上阶，而少卿监为从四品，其中太常少卿则为正四品上阶。太宗欲以此维护旧的制度，但这只能是徒劳。大中祥符元年（1008）八月十四日，太子詹事慎从吉认为，詹事官品令为正三品，侍宴本合升殿，但他的这个请求遭到否决。两制与崇文院经讨论认为，“若移詹事升殿，则秘书监而下并为三品，亦须同升。望且循近制”⑦，他们的意见获得了真宗的支持。宝元二年（1039），光禄卿郑立卒，礼官举故事请辍朝。“议者以谓今诸司三品非要官，恩礼不称辍朝，故罢之。”并“罢诸司三品官卒辍视朝”⑧。为了整顿自唐中后期以来混乱的职官制度，适应使职差遣制度出现后的新形势，宋朝应用比品、序班⑨ 等手段，在百余年的不断调整中，逐步建立起了职官制度的新秩序。下面将依照文武职事官和差遣制度中的宰执、翰林学士、殿阁学士、正任、横行、诸司使、三班使臣、班官等，逐类加以探讨。关于本课题，上世纪80年代，李宝柱先生在《〈宋史·职官志〉官品制度补正》⑩ 中，对武臣正任、横行、诸司使、三班有所研究，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建隆三年（962）文职事官的序班
    建隆三年（962）三月，有司上《合班仪》初稿：“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嗣王、郡王、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少傅、少保、三京牧、大都督、大都护、御史大夫、六尚书、常侍、门下中书侍郎、太子宾客、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丞、诸行侍郎、秘书监、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国子祭酒、殿中少府将作监、前任（现任）节度使、开封河南太原尹、太子詹事、诸王傅、司天监、五府尹、国公、郡公、中都督、上都护、下都督、太子左右庶子、五大都督府长史、中都护、下都护、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光禄等七寺少卿、司业、三少监、三少尹、少詹事、左右谕德、家令、率更令、仆、诸王府长史、司马、司天少监、（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拾遗、监察御史、郎中、员外郎、太常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马、通事舍人、国子博士、五经博士、都水使者、四赤令、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药尚舍尚乘尚辇奉御、大理正、太子中允、赞善、中舍、洗马、诸王友、咨议参军、司天五官正，凡杂坐者以此为准。”太祖审阅后，提出修改意见，他认为“尚书中台，万事之本，而班位率次两省官，节度使出总方面，古诸侯也，又其检校兼守官多至师傅、三公，而位居九寺卿监之下，甚无谓也。其给事、谏议、舍人宜降于六曹侍郎之下，补阙次郎中，拾遗、监察次员外郎，节度使升于六曹侍郎之上，中书侍郎之下，余悉如故”(11)。有司据此上重定合班仪制(12)。
    除节度使为使职差遣外，所列其他51类官职，均为文职事官。建隆三年的合班仪，可认为是宋朝建国之初文职事官地位的一次调整，是对长期以来各职事官实际地位变动的一次确认。除第1至8类的职事官尚按唐朝官品令的高低排列外，余下43类职事官则全不按唐官品令的高低排列。其中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自第9至31类为第l层次，自第32至52类为第2层次。在第1层次中，御史中丞、左右丞、诸行侍郎、左右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以四品、五品居于三品、四品的诸寺监卿监、东宫官、王府官、国子祭酒、府尹、都护、都督、都督府长史之上。在第2层次中，自起居郎、起居舍人至太常博士，以低品居于高品的寺监、秘书省、殿中省、东宫、王府官之上，清楚地表明宋初台省官的地位高于诸司官，唐代制定的官品令基本失去效力。景祐五年（1038），閤门详定合班杂座仪，在该合班之制中，又清除了嗣王、郡王、国公、郡公、诸州牧、次府尹、大都督、中都督、下都督、大都督府长史、大都护、中都护、副都护，这些唐制中的职官，在北宋前期已是“今阙”，“今皆阙”，“今皆领使，无特为者”，“今无单为者”(15)，故景祐合班杂座仪不录，这是继建隆三年对唐代职事官系统的又一次整顿。无论是建隆三年，还是景祐五年，合班仪的序位，都体现了北宋前期官制务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