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献中出现的使职差遣品秩之我见
    李宝柱文引《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2，咸平元年（998）所定诸司使至三班有罪当续（赎）条例，“诸司使以上领遥郡者从本品，诸司使同六品，副使至内殿崇班同七品，閤门祗候、供奉（言）［官］、侍禁同八品，殿直、内品同九品，奉职、借职同九品下”(54)，认为这就是武臣诸司使、使臣、閤职的视品，是一个误解。所载条例，应仅限于武臣犯法赎罪的比定依据，而非确定其地位的视品。如此是武臣的视品，那么，大中祥符元年（1008），审刑院言，“准端拱二年诏，军事判官、节度推廵并依七品例犯罪减等，正言、监察皆台省清资，而品第八，律不该减，望自今同杂五品例”，获准(55)。这又如何看待？照李宝柱先生的看法，杂五品应是正言、监察御史的视品。如是，则不仅武臣的使职差遣有视品，即便文臣职事官也有视品了。这恐不合北宋前期的史实。因此，天禧三年之制，无疑方是诸司使副、使臣的视品。天禧三年晚于咸平元年21年，若咸平元年的规定是诸司使副、使臣的视品的话，后条冲替前条，也当以天禧之制为准。
    胡宿《文恭集》卷13、卷17有三道制命，即《郑可度可内殿承制》、《陈文寿可内殿承制》、《李保信可供备库副使制》，制中言，“用升近陛之联，且视外朝之品”；“超承中制之联，对视外朝之品”；“预秘寝之联，视外朝之品”。三联中的上句讲的是三人晋升的武阶即内殿承制、供备库副使及其近侍性质。下旬“视外朝之品”，则明言二职是视品官。胡宿皇祐初（1049）至四年为知制诰。蔡襄，自皇祐四年至至和元年为知制诰。其文集《端明集》卷10《东头供奉官薛让可内殿崇班制》亦有“升联殿陛，视秩朝闺”之语。所谓“朝闰”即“外朝之品”，亦即唐初制定的文武职事官。此四制印证了直至仁宗末年，诸司使副、使臣仍未定品秩。
    天禧三年，定武臣的“序班及视品之制”，据上引，就是指的以文臣的职事官比定武臣的使职差遣，并非如李宝柱所言有品秩方称为视品官。李宝柱强分视秩、视品官为武臣官品制度的两个阶段，是对史实的误解。因此，他的武臣官品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李宝柱认为正任节度使至刺史，在北宋前期已确有品秩。其中，节度使三品、观察使四品。他援引《宋会要辑稿·礼》所载“准礼令，三品以上辍朝”，以及天圣十年皇从兄建宁军节度使惟正“本官三品”，仁宗不应为其成服，及耀州观察使周美的事例，予以证明(56)。节度使卒辍朝，自唐世已有之。太和元年（827）太常寺奏定：“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官薨卒，皆为辍朝，其间有未经亲再之官，今任是列散者，为之变礼，诚恐非宜。自今以后，文武三品以上，非曾任将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礼者，余请不在辍朝例。”(57) 由此可知，唐中期以后辍朝的条件有所变化，除品秩须三品以上外，还要兼顾事任，“曾任将相及曾在密近”者，皇帝才可为之辍朝。宋制亦然，前引宝元二年（1039）光禄卿郑立卒不为其辍朝之事，即证明了这一点。唐、宋节度使卒，享有辍朝的礼遇，正因为它是“将相”中的“将”。北宋前期节度使的品秩，史无明文。但其往往与六部尚书相提并论，皇祐二年，班三品以上家庙之制，分为四庙、三庙两等，“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事、签书院事，见任、前任同，宣徽使、尚书、节度使、东宫少保以上，皆立三庙”(58)。北宋前期，尚书正三品，节度使杂压又与其相邻，或以此故，视为三品。解州团练使郭崇仁落起复授金紫光禄大夫，夏竦在制书中说：“俾进阶于三品，仍视秩于六官。益隆团结之荣，更励夙宵之节。”即以金紫光禄大夫比视同品阶的六部尚书，似可为旁证。节度使品第三，也非自天圣始。大中祥符九年（1016），夏竦草《李遵可洮州刺史充保顺军节度使制》，制中即有“茅土疏封，峻三品之荣宠”之语(59)。北宋前期观察使四品，除周美一例外，还有宋初曹翰一例。颍州团练使曹翰以平江南功为桂州观察使仍判颍州，宋敏求说“是以四品临五品州”(60)。观察使疑同节度使，也为视品。观察使的地位与给舍、谏议大夫、待制、太中大夫相若，为侍从官之初阶，文献中常与后者相提并论。文臣换右职之制，止于秘书监换防御使。但文献中数度出现侍郎换观察使的实例，如雷有终、钱若水、王嗣宗。也有尚书左丞换观察使的实例，如李士衡。左丞、侍郎、太中大夫均四品官，其差别仅在于正从、上下之间，给舍、谏议，同为正五品上阶，或以此故，视为四品。
    李宝柱又引《宋会要辑稿·礼》41之53所载节度观察觉留后卒辍朝之例，推断“凡节度观察留后亦应为三品”。《宋会要辑稿·礼》41之53所载，有郭廷谓、安守忠、孔守正、刘知信、马知节、郝荣、李端懿7人。加上《宋会要辑稿·礼》4l之5l的管军、留后曹琮共8人。但北宋前期官至留后者却决不止于此。检《长编》，这一时期卒于留后的，尚有钱惟济、刘平、刘兴、王信、王凯、王守忠、宋守约，此7人并未获得辍朝的礼遇。而今本《长编》只是辑逸本，有遗漏的可能。如是这样，宋代任留后者，应不止于此。因此，仅据《宋会要辑稿·礼》所载而得出结论，未免不可靠。留后辍朝或另有原因，郭廷谓注明的是“特辍一日”，而刘知信注明的是外戚。宋代节度使地位崇高，留后不可与之比肩。若留后有品秩，我意也应与观察使相去不远。
    李宝柱又引《事文类聚·遗集》卷9所载观察使历代沿革条，“宋沿唐制，置诸州观察使。凡诸卫将军及使遥领者，其资品并止本官叙，防御、团练使、刺史亦同”。证明防御、团练使也有品级，只是难以确考。此条亦见于《文献通考·职官考一三》，全同。《宋史·职官六》则少“防御”以下文字。但李宝柱理解有误。所谓本官，毫无疑问，指的是“诸卫将军及使”，即诸卫将军与诸司使，叙迁时资品以此为据。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只是遥郡，因此，据此并不能得出防御使、团练使也有品级的结论。北宋前期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的地位，除淳化四年规定的视品外，似可从文臣换右职中得以窥见。熙宁五年（1072），宋颁布换官法：“自今秘书监换防御使，大卿监换团练使，秘书少监、太常光禄少卿换刺史。”(61) 这也可以看作北宋立国百年以来正任武臣地位调整的一个结果。李宝柱引《春明退朝录》卷中：“凡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国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来证明北宋前期刺史的品秩为五品。但《春明退朝录》所记有误，据《元丰九域志》所载，北宋的颍州，在元丰二年（1079）前是防御州而非刺史州。如果宋敏求所记“刺史州为五品”不误，那么，可能北宋时防御、团练、刺史州均为五品州。但是，宋州六等，即都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州，无留后州，如依李宝柱立论，那么留后的品秩就落无实处。因此，我以为不能以州格来论官品。作为使职差遣，武臣正任在北宋前期还是以视品序班来确定其地位。文献中见到的节度、观察使的品秩，可能是为了确定其非实权性的礼遇，如谥、赠官、辍朝、赎罪、家庙等而比定的。
    言至此，文献中还有“学士四品官”需说明。嘉祐四年（1059）四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户部侍郎、集贤殿修撰李淑卒于河中府。“故事，学士四品官无赠典”，诏特赠官(62)。对此，我认为学士杂压在丞郎之上，而丞郎唐令正四品，或以此比定。因此，此处的“学士四品官”，我认为也应属视品的性质。学士的内涵有宽有窄，就宽而言，凡侍从，即馆阁校勘而上，均可称为学士，就窄而言，仅指翰林学士、殿阁学士。“学士四品官”，这里的“学士”当然指的是后者。既然学士有品秩，那么直学士、待制、直阁、校理、校勘等也应有品秩，在品阶制度不可以为准绳、官员不肯以品为定的北宋前期，这似乎不可能。定了也是削足适履，徒滋纷扰。
    李宝柱引《长编》卷218，根据熙宁三年一条讨论官员退休制度的史料，认为编修中书条例所指“供奉官、侍禁本八品，除率府副率并同六品。诸司副使、承制、崇班七品，除将军乃三品”不合理。认为诸司使副、使臣已有品级，但这条史料有说不通之处。诸卫将军，唐令从三品。诸司副使、承制、崇班因退休而除将军，为三品官，与唐令吻合。但是供奉官、侍禁除率府副率，同六品，则费解。副率，唐令从四品上，元祐令从八品，元丰令应同此。那么，副率六品，既不同于唐令，又不同于元祐令，就无法解释了。是否在元丰改制前已变动了呢？但是，诸卫将军的品秩未动，整个职事官的品阶也未变动，因此，独变品秩不高的闲散之职副率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疑所载六品有误。李宝柱又引《宋史·王安礼传》，断言熙宁时著作佐郎已为八品。王安礼，五年为著作佐郎(63)。小著，唐令从六品上，元丰令正八品。同理，此处的八品应为六品之讹。
    再检《四库全书》宋人文集，自《骑省集》而下，凡元丰改制前的制诰，所载职事官的品级也无一不与唐令吻合。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元丰改制前行用的职事官品秩仍是唐制。宋天圣七年颁布的《天圣官品令》(64) 也是沿用唐令而有所增损，但增损的应不是职事官的品阶，而应是入宋后废而不用的唐代若干职事官（详见拙作《北宋前期官品令研究》）。宋庠在起草《太常丞直集贤院判三司都理吕公绰可太常博士制》中说：“敕：具官吕公绰，唐典博士隶奉常者，为六品清官，曩制相沿，今选尤重。”宋庠景祐元年（1034）至宝元元年（1038）任知制诰，距天圣七年（1029）仅数年，但制文明言“唐典”，而不言“今制”、“圣朝之制”、“天圣之制”，可见《天圣令》因袭的成分甚大，缺乏独立的品格，仍属于唐令体系。
    总之，在品阶制度不可以为准绳、官员不肯以品为定的北宋前期，制定使职差遣的品级，无益于事，只能是徒滋纷扰，也不合宋朝因仍自然之理的基本治国理念和务实的传统风格。因此，笔者认为在元丰改制前，官、阶、爵、勋基本仍沿用唐制。另外，无论是唐朝初年制定的官、阶，还是后起的使职差遣，除不入杂压者外，其实际政治地位则以比品、杂压来确定，其详则见于《宋史·职官八》的《建隆以后合班之制》。
    收稿日期：201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