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断裂与连续
    内藤氏“唐宋变革说”特别是其中的“过渡期”，学者有不同看法，从70多年前的那波氏，到近年的刘子健氏，都提出了新的“过渡期”说，他们都不认为唐、宋二朝可截而为二。陈寅恪先生《论韩愈》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文中又指出，“(韩)退之首先发见《小戴记》中《大学》一篇，阐明其说，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13)总之，《论韩愈》亦就学术文化立论而及于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认为韩愈生活的时代即中唐，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将唐代划分为前后两期，而且其前期上承六朝，后期下启赵宋。这样的观点其来有自。清人叶燮的《百家唐诗序》，则是基于文学变化的“中唐变革论”：
    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是何也？……迨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氏出，一人独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体、之用，分条共贯，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复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是为前后之关键矣。……今天下于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于诗之变盛，则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14)叶氏以“中唐”为文运、诗运的“古今百代之中”，亦即中国文学史上划分前期后期的“关键”所在，上述那波氏、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实与之同调，唯那波氏、陈氏所论涉及面更为宏阔而已。陈先生并世学人中，持这种观点的颇有其人。如吕思勉先生，论“隋唐五代学术”时称：“吾尝言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今观于其文学而益信也。”又称：“我尝说：唐中叶后，实为中国文化转变之机，至北宋为成熟。”他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将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五期，以唐中叶为近古开端(下讫南宋)；1934年出版的《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期，唐中叶仍为近世开端(但下讫明朝)。1952年吕氏有三篇文稿涉及拟编的中国通史的分期，自称其分期标准乃“依社会发展之情势”，其分期均为三大期，唐中叶或为第三大期之开端(下至鸦片战争前)，或为第二大期(“自后汉至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的第二小期(“自唐中叶以后至清室盛时”)之开端。(15)总之，在吕先生的各种历史分期中，唐中叶以后与宋代都属于同一时期，二者没有断裂。又如柳诒征先生，论“唐宋间社会之变迁”，谓“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16)又如钱穆先生，亦谓“科举制既兴”，“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甚至“逆溯中国当前病像，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17)实以中唐为古今以来一大转捩点。
    唐史专家唐长孺先生曾在其总结性著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以三分之二的篇幅讨论以“南朝化倾向”为特征的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变化，指出这些变化都发生于唐代中叶，这些变化不仅上与东晋南朝相衔接，而且下开宋代历史发展新局。(18)正是在前人基础上，汉唐社会经济史专家张泽咸先生著文指出：“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代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阶级关系、统治阶层、赋役制度、职官制度、科举制度诸方面，“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19)宋史经济史专家漆侠先生亦指出“中唐以来经济关系的变革”，“从土地国有转有私有，从土地所有权到分配制度的全面改革，其方面之广，规模之大，实为历史上罕见”。经济关系的变化还招致思想文化领域新的思想、新的学风的出现。(20)
    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明确主张以中唐为划分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转折点：“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21)胡如雷先生以北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开始。但他又认为：“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演变”；“唐宋之际的历史变革阶段可以从公元八世纪中叶，即开元、天宝间均田制基本破坏算起”；即中唐的变化仍是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开端。(22)
    上述各位先生的意见表明，中唐以降与赵宋的历史发展是紧密衔接的，换言之，“唐宋变革”的起点应是唐中叶。而相对于以王朝为单位的唐宋变革，强调中唐至北宋初变革的连续性，才是真正打破了旧的王朝历史分期。如果我们对照内藤氏所给出的唐宋变革的若干主要指标：如政治上贵族(门阀士族)及贵族政治的衰落，选举制度中科举地位的升重，特别是“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的进士科的崇重；兵制中由征兵而募兵的变化；均田制崩坏后的“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特别是堪称标志性变化的两税法的颁布及客户地位的合法化，乃至与之相应的平民(编户齐民)地位的有所上升；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及相应的商税比重的增加；学术文化特别是经学、文学领域内新风气的出现，如啖助新《春秋》学派的形成和古文运动的兴起；所有这些重大变化都发轫于唐代中叶，并在入宋以后得到继续发展，其连续性足以使两个不同的朝代紧密对接，填平朝代更替所形成的鸿沟。当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际，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认为宋周兴替与此前四代的皇权嬗代有何区别。而五代政权的出现，确实也是中唐以降长期藩镇割据的产物。
    上述变革发轫于中唐，而完成于或曰定型于宋代。但上述各方面的变革从发轫至定型，既非整齐划一，亦非直线向前，或有迂回曲折，还有的在变革过程中转换方向，以致其完成形态与发轫之初的面貌迥异。这些变革更不是在宋代的某一时点同时到达、定型的，而有前后快慢，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在唐末即告完成(如门阀士族阶层完全解体，贵族政治残余最终消亡)，有的则要下逮南宋才最终定型(宋代新儒学特别是其中程朱理学的定型)。至于定型后的继续变化，则又不待言。如何把握上述复杂的唐宋变革过程，尚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