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接受与创造
    如果我们认为唐代中叶是唐宋变革的起点，宋代是不同领域的变革陆续完成乃至定型后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那么，身处唐宋变革完成、定型时期的宋人，对自己的时代是否有一种自觉意识？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前此时代特别是与宋相邻的唐代的文化呢？拙撰《“唐宋变革论”三题》曾指出，宋初力图避免重蹈“五代”覆辙，不愿意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因而极力效法强盛的汉、唐，其内政外交、文治边防，乃至朝堂奏议、经筵进讲，无不以汉唐故事为典范。(24)及至宋仁宗时代，士林兴起了一个致君尧舜、回归三代的运动，当彼之际，对所处时代日益自觉、自信的宋代士大夫，怀着以超越汉唐为己任的昂扬使命感，对前代首先是唐代文化重新进行审视。拙文还围绕宋人对白居易《琵琶引》、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太平广记·释证三·延州妇人》等诗文的接受过程，指出宋人对唐代文化的重新解读，“是按照所处时代的价值尺度，并夹杂着自己的希望和想象”，“因而解读过程中不免出现误读、误解甚至改写，这实际上是对前代文化的一种改造性或曰创造性接受”。耶鲁大学历史系韩森教授曾质疑上述三例带有随机性、偶然性，或有以偏概全之嫌。(25)在韩教授的启发下，笔者在前文基础上对宋人的唐代文化接受过程作了进一步研究。我们知道，内藤湖南之创立唐宋变革说，正是基于文化史观，上述叶燮、陈寅恪、吕思勉诸氏所论中唐变革，亦以学术、文化为中心，因而考察宋代的唐代文化接受史，将有助于展示发轫于中唐的诸多变革之定型于宋代的具体历程。而文化接受主体对接受对象的理性阐释、能动改造乃至重新建构的过程，也可以从一个特定视角觇望中唐变革在宋代定型之后新的发展和动向。限于篇幅和作者的知识面，下文拟以中唐啖助新《春秋》学为中心，在前人基础上就宋人对唐代文化的接受及其所反映的唐宋变革信息，略作述论，以见其涯略。
    唐代经学领域最为标新立异者，应首推啖助学派的新《春秋》学，其代表人物啖助、赵匡、陆淳，在唐代“皆为异儒”。(26)所谓“异”，即在于该学派一反汉唐以来的训诂义疏传统，开创义理阐发新风。(27)具体而言，一是以经义为主，不以传害经，亦不“屈经申传”，(28)而是直接从《春秋》经文去发掘被掩隐于传中的孔子理想，以服务时政。二是打破门户之见，从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为通学”。(29)三是勇于疑古，以己意解经，从“推理例”中“求事实”。(30)啖助新《春秋》学在当时即产生较大影响，一时出现多种会通三传的《春秋》研究著作，如冯伉《三传异同》，樊宗师《春秋集传》，韦表微《春秋三传总例》，刘轲《三传指要》，陈岳《折衷春秋》等。(31)新《春秋》学突破专门之学、打破门户之见的研究方法，使《春秋》学更具开放性、普及性，不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极度专门化的绝学，柳宗元所撰陆淳墓表有云：“(陆先生质)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人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32)新《春秋》学之突破三传、直探经旨，还具有解放思想、革新研究风气之功，韩愈《寄卢仝》诗中的名句“《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人所熟知，不待详论。啖助新《春秋》学对中唐政治特别是对柳宗元等永贞革新集团的深刻影响，自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首为揭橥：“陆淳并非子厚一人之师，而实是八司马及同时辈流之所共事。”已引发不少研究成果，(33)这与该学派直面时政的学术品性有关。
    啖助新《春秋》学之蔚为一股新的学术潮流，开花结果，还是在宋代。在汉宋学术转型中开风气之先的孙复，以稳健著称的《春秋》学者刘敞，最先受此学沾溉。四库馆臣所谓“盖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刘)敞始，(孙)复沿啖、赵之余波，几于尽废三传”；(34)皮锡瑞亦谓“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并列举孙复、孙觉、刘敞以下十余名学者；(35)堪称代表性评论。但欧阳修、宋祁所修《新唐书·儒林传》及“赞”中，则谓“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苏轼、常秩、晁公武等对啖助、孙复之《春秋》学，亦有非议。然而终宋之世，啖、孙、刘一脉传授不绝。北宋程颐“称其(啖陆之学)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南宋朱熹则谓“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春秋》学，“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得圣人意思”。(36)遂为定评。
    夷考啖助新《春秋》学在宋代盛行的时间，当始于仁宗朝庆历年间。陆澄《春秋集传纂例》等三书最早的宋刻本，即为庆历八年(1048)朱临所刻。如欲追索宋儒“以己义解经”乃至“疑传改经”的新儒学风潮，势必溯源到中唐啖助新《春秋》学，而最重要的推手自应首举孙复。叶梦得曾批评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尤为肤浅”，“专废传从经。然不尽达经例，又不深于《礼》学，故其言多抵牾，有甚害于经者”。(37)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不仅仅是前承啖助学派的“废传从经”，更是固执己意的《春秋》注我--借托《春秋》经文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将之看做是隐含于《春秋》中的孔子的真意。孙复《春秋》学在啖助学派基础上的推进，激发了宋儒对《春秋》的独特阐释和重新提问，从而推促了《春秋》学在北宋的盛行。(38)在孙复逝世的仁宗嘉祐二年(1057)，程颐适参加在开封举行的乡试，考题中有要求阐明啖助新《春秋》学的策问，其中有云：“……自去圣既远，诸儒异论，圣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陆淳学于啖、赵，号为达者，其存书有《纂例》、《微旨》、《义统》，今之学者莫不观焉。若夫诸儒之所失，与陆氏之所得，学者必有所取舍也。试为条其大要，庶以质其是非。”从程颐对策中所谓“……独唐陆淳得啖先生、赵夫子而师之，讲求其学，积三十年，始大光莹，绝出于诸家外”，(39)以及对策中显示的程颐对啖助《春秋》学的熟稔几乎达到巨细无遗的程度，可知啖助新《春秋》学在宋仁宗时代的广泛流行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它已成为应试学子的必修课程和必备教养。
    实际上啖助新《春秋》学所提倡舍传求经、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并不限于《春秋》一经，在经学上实具有普遍的意义，甚至不妨说北宋的经学就是以《春秋》学为中心的。其风气所至，即如司马光所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王应麟认为这一风气形成于庆历年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40)属于“庆历新政”中坚人物的欧阳修，所受啖助新《春秋》学的影响，绎读所著《春秋论》、《正统论》乃至史著《新唐书》、《新五代史》，即可见知。他还是《诗经》学领域开一代风气者。所著《毛诗本义》认为《诗序》非子夏所作，指斥毛(亨)传、郑(玄)笺之失乃“文义不完而难通”，“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多违诗人本意。又谓《邶风·静女》、《齐风·东方之日》等诗，“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以此求《诗》，则本义得矣”。王应麟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41)及至南宋，对《诗序》的批驳更见严厉，中经郑樵《诗辨妄》专攻毛、郑之失，到宋学发展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遂进一步以义理解《诗》，以至废弃《诗序》，以“诗”说“诗”，直指本义，提出新解。他明确指出《诗经》中有一部分为“淫奔之诗”，约30篇含有这样的内容，(42)从而使它们得以还爱情诗本来面目。作为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己意增补《大学》“格物致知”章；删减《孝经》，将其分为经1章，传14章，从而改变《孝经》原有结构及章目次序，都是经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