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内藤氏的文化发展、移动观，除了地域上自内(华夏族居住的中原地区)向外(外部种族居住的边陲地区)、由外向内的空间移动外，还包括文化在社会阶层间自上而下的转移。但就其中国历史分期论而言，从上古至第二过渡期的历史分期，显然是根据文化发展、移动来划分的。关于“近世的内涵”的规定，诸如人民地位、官吏录用、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变化，都涉及文化在阶层间的移动，对于近世时期文化在地域上的移动，则未正面涉及。但内藤氏1909年为讲授“支那近世史”而撰写的备课笔记中曾谈到“与邻国的关系”、“国民自觉意识的唤起”，指出宋朝从以往汉族的大一统“天下”国家沦落为与辽、金、元等夷狄国家对峙、对等甚至相对为弱的“一国”后，出现了以“正统论”为标识的国民自觉意识(见《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卷末湖南哲嗣内藤乾吉氏所撰《后记》，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版，第523－531页。)，但在以后公开出版的讨论中国历史分期的论著中，却未曾涉及。后来宫崎市定阐发其师“唐宋变革说”的名作《东洋的近世》中，专辟有一节，对“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论证中国近世国民的自觉在与周边民族的对立中勃兴，并涉及文化、民族的地域移动问题，这是对“内藤假说”的系统发挥和重要补充。宫崎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2－216页。
    ⑦《中国史通论(上)·中国近世史》第1章“近世史的意义”，第323－334页。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上揭《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
    ⑧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序说”及第1编“开元末、天宝初之际作为一个时代转变期的考证”。东京：创文社，1974年版，第1－196页。
    ⑨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中国近世史》，第323页。
    ⑩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7页。
    (11)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卷首所载谷川道雄所撰《致中国读者》。
    (12)那波氏提出开天之际“转变期”说的《开元末、天宝初之际作为一个时代转变期的考证》一文，系1937年5月提交的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见《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卷末所附“那波利贞博士著作主要目录”，第687页。
    (13)陈寅恪：《论韩愈》，载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已畦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1、82页。
    (15)吕著《隋唐五代史》下册第21章第5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1330页。氏撰《拟中国通史教学大纲》，氏著《吕思勉遗文集(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页。吕著：《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同氏：《中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请见二书“目录”。吕氏1952年提出的中国通史分期说，见上揭《吕思勉遗文集(上)》，第525－585页。
    (1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第2编“中古文化史”第16章“唐宋间社会之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49页。
    (1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8)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篇“论唐代的变化”、“综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20)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题》，氏著《宋代经济史(上册)》“代绪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1－40页。
    (21)侯外庐：《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氏著《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
    (22)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氏著《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344页。参氏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5编《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81－421页。
    (23)上引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强调，要注意京都学派“唐宋变革”命题的原意和特定含义。“变革”是革命性的“根本的改变”，“足以淹设那些连续，把(唐宋)两个朝代分割”，不应将“变革”混淆于一般的“转变”，将“唐宋变革期”混淆于中性的“唐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