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问题是困扰中国人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历来深受史家关注。秦汉以後，五德终始说成爲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顾颉刚先生的长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一次全面揭示了五运说给秦汉政治史带来的深刻影响①。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以及异族的入主中原，对旧有的华夷秩序和正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近年何德章、川本芳昭、罗新等人围绕着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德运之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②。宋代的儒学复兴使延续千余年的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宣告终结，以道德批评爲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正统之辨成爲士大夫最热衷的话题③。对於宋代以降的正统观念，陈芳明、陈学霖、刘复生以及笔者从各个方面提供了较爲丰富的研究成果④。但迄今爲止，有关隋唐时代正统论下的历史观念，似乎尚未进入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说到隋唐时代的正统论，自然与南北朝的历史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当来自於北朝，然而这种主张在当时和後世都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了解决南北正闰之争的分歧，士大夫们曾提出多种正统体系，成爲重新检讨北朝正统论的思想资源，有的设想甚至被付诸政治实践。直至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起来以後，传统的北朝正统论才被彻底颠覆。但在此後有关正统问题的讨论中，南北朝正闰之辨依然是一个被人们反复提及的话题，它爲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份思想史的分析样本。
    一、北朝正统论之成立
    隋唐帝国的出现，结束了“正朔不一，将三百年”的分裂局面⑤。如何裁判南北朝的正闰纷争，如何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隋唐政治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隋唐时代主流的正统论可称爲“北朝正统论”，这是由周隋禅代、隋唐相承的历史大势所决定的。
    隋朝建国之初，就明确了继承北朝法统的政治立场。杨坚禅代之际，与崔仲方、高熲等人“议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⑥开皇元年(581)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爲火色……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⑦。杨氏代周而立，政权来路不正，很容易让人质疑它的合法性，爲了餍服人心，杨坚称帝後竭力树立隋朝正统。《隋书·礼仪志》曰：“初，帝既受周禅，恐黎元未惬，多说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进者，不可胜计。”开皇间，王劭屡屡上书言符命，缕述隋室火德承周木德之瑞应，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爲《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⑧。两《唐书》着録有许善心《皇隋瑞文》十四卷，大约也是类似的应时之作。又据《隋书·许善心传》说，炀帝“尝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问鬼神之事，敕善心与崔祖濬撰《灵异记》十卷”。总之，隋朝国家意识形态始终是将隋王朝的正统性建立在继承北朝法统的基础之上的。
    李唐王朝代隋而兴，按照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应是以土承火。关於唐初德运的确立，两《唐书》缺载，仅见於《资治通监》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618)五月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极殿……推五运爲土德，色尚黄”⑨。两天之後，高祖发布了这样一道诏书：
    上天回眷，授历朕躬，隋氏顺时，逊其宝位。敬承休命，敢不对扬，永作我宾，宜开土宇。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爲酅公，行隋正朔，车旗服色，一依旧章，仍立周後介国公，共爲二王後。⑩新王朝建立後，奉前朝後裔爲二王、三恪以示尊崇，是周代以来的古典。惟二王、三恪之本义，向有不同解释，一说“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一说“二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爲三恪”，隋唐以後皆取後一说(11)。高祖奉周、隋子孙爲二王後，是唐王朝正式承认北朝法统的标志。玄宗时，又增封北魏後裔，连同先前所封周、隋二王後，是爲三恪。天宝七载(748)五月十三日制曰：
    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周备礼文，既存三恪之位；汉从损益，惟立二王之後。自兹以降，且复因循，将广继绝之恩，式弘复古之道。宜於後魏子孙中择拣灼然相承者一人，封爲韩公，准酅、介公例，立爲三恪。(12)次年七月，“封後魏孝文十代孙元伯明爲韩国公，以备三恪”(13)。据《周书·武帝纪》，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始封魏广平公子元谦爲韩国公，“以绍魏後”。隋氏代周後，其子孙袭封如故。唐朝前期，仅封二王之後，未备三恪之礼，故元氏子孙不再继续袭封韩国公之号。玄宗诏封元魏後人爲韩国公，系袭周隋旧制，元伯明即元谦六世孙(14)。此事的政治文化意义在於，它意味着唐朝将其所继承的北朝法统上溯到了北魏。
    唐王朝坚持北朝正统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令狐德棻曾经对高祖说过一番很坦诚的话：“陛下既受禅於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指高祖祖、父李虎和李昞)功业，并在周时……”(15)这便是北朝正统论的原始动机。对於出自关陇集团的李唐皇室来说，继承周隋法统是不可动摇的政治立场，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
    作爲唐初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北朝正统论，在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中表现得最爲明显。何德章先生将李延寿尊北抑南的春秋笔法归纳爲三条：第一，南朝、东魏、北齐帝纪必系北魏(西魏)、周、隋年号；第二，北魏(西魏)、北周皇帝卒，《南史》书爲“崩”，而南朝、东魏、北齐皇帝卒，《北史》书爲“殂”；第三，北魏(西魏)、周、隋对南朝、东魏、北齐用兵称爲“讨”、爲“伐”，反之则爲“侵”、爲“略”(16)。很明显，在《南史》、《北史》的义例和书法中，贯穿着以北魏(西魏)、周、隋爲主角的北朝正统论。王呜盛认爲，李延寿之尊北抑南，乃因其“先人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17)。钱大昕对这种解释颇不以爲然：
    唐高祖受禅於隋，隋又受於周，周又受於魏。且唐之先世仕於西魏及周，居八柱国之一，故唐初史臣大率偏袒北朝。但各爲一书，读者犹或未喻，延寿并而爲一，则词意轩轾判然矣。若云以世爲北臣之故，则延寿之曾大父晓、大父仲举皆仕於齐，故国之思，当在邺都……而纪中书法仍右周而左齐。盖延寿爲唐臣，故以唐所承爲正，非因先世仕北之故也。(18)钱大昕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南史》、《北史》史尊北抑南的书法，并非仅代表作者李延寿的个人立场，而是唐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
    如果说北朝正统论在唐初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後来它则逐渐衍生爲一种史学观念，这种史学观念对隋唐直至北宋前期的历史着作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皇甫湜对此深有感触，他在讨论东晋、北魏正闰问题时，曾谈到唐人史书的倾向性：“往之着书者有帝元(指元魏)，今之爲録者皆闰晋。”(19)皇甫湜是中晚唐人，根据他的说法，坚持北朝正统是唐人史书在处理南北朝关系时所采取的普遍原则。甚至连释氏史书中也能看到这种倾向性，唐释道宣《大唐内典録》就对南北朝的正闰纷争表明了他的态度：
    世袭乱离，魏晋更霸，各陈正朔，互指僞朝。……仍自诸代国史，昌言我是彼非，斯则一是一非，一政一虐，都难惬当，谁敢筹之？故北魏以江表爲岛夷，南晋以河内爲獯鬻。周承魏运，魏接晋基，余则偏王，无所依据。而宋、齐、梁、陈之日，自有司存，国亡帝落，遂即从诸笔削，可不然乎？(20)饶宗颐先生试图从道宣的家世去解释他主张北朝正统的倾向，因谓“道宣父於陈爲显宦，彼以南人仕北，或有所忌讳”云云(21)。这一看法恐怕还值得斟酌。据《大唐内典録》卷首题记，此书撰於高宗麟德元年(664)，时过境迁之後，此时南北正闰之辨已经不再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生爲唐人的道宣似乎不应该存有什麽忌讳。我觉得，与其将道宣的倾向理解爲个人特定的政治立场，毋宁把它看作是受唐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大衆化的历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