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使制度是南宋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包括持节出使外国的国信使，和奉诏宣谕国内的使者①。正因爲如此，留正在编纂《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时，在“官职门”中，将持诏出使国内的宣谕使所属的“奉使”目，与持节出使国外的“国信使”目并列。後者，学术界已有学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②，前者尚未见人予以关注。在李之亮四卷本《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和十卷本《宋代京朝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中，也缺乏相关的条目予以关注，或爲宣谕使不是固定行政职官的缘故。实际上，职掌“宣谕德意，不预他事，归即结罢”③的宣谕使，作爲南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奉诏宣谕国内的使臣，有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代表皇帝的出使职责，在南宋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爲皇帝的代表，使者是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这一代表皇权的专使，呈现出特定的时代特徵。撰成此文，不当之处，敬祈教正。
    一、奉使宣谕的背景
    以赵构爲首的南宋政府，在靖康之难後建立起来。宋金战争造成的混乱形势，导致南宋境内盗贼蜂起，州县凋敝了建立稳固的官僚机构和加强对各地的统治，以高宗爲首的统治集团，在与金兵对决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强吏治，改变混乱的国内形势，尽快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代表皇权的宣谕使不断得以派遣，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南宋在奔波征战中，爲了加强对金防务重地两淮地区的控制，於绍兴元年(1131)派遣宣谕使，由户部侍郎傅崧卿宣谕淮东④。随着形势的稳定，爲了安抚国内的统治秩序，绍兴二年(1132)派遣五名监察御史宣谕两浙、福建、两广、湖南、江东西等地。此次遣使宣谕江浙荆湖福建两广诸路，是鉴於各路盗贼稍息，宰相吕颐浩“虑守令弗虔，请分命御史循行郡国”⑤。宣谕五使刘大中、胡蒙、朱异、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见，高宗说出了出使的苦衷：“今遣卿等，务令民被实惠。守令，民之师帅，县令尤亲於民，奸赃之吏必须按发，公正奉法之人必须荐举，如山林不仕贤者，亦当具名以闻。平反狱讼，观风问俗等事，并书於历，朕一一行之，此非寻常遣使比也。”⑥高宗在和大臣的谈话中说及此次遣使：“近临遣五使，面谕丁宁，非往时遣使之比，朕欲实惠及民。”并允许五使焚毁建炎元年(1127)之前积欠租赋的文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移州县官员⑦。绍兴七年(1137)，高宗鉴於西部川陕地区远离东南，久经兵火，派遣使臣前往。高宗说出此次出使宣谕的原因：“戎兵国之大事，而民邦本也，二者皆吾所重。乃军兴十有三载，转饷所资，万民苦甚。”⑧目的也是要整顿政治、舒缓民力。
    出於现实形势的需要，宣谕使不断活动於南宋境内，代表皇帝履行着各种职责。
    二、奉使宣谕的使臣选用、分道和次数
    宣谕使作爲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巩固皇权而持节出使国内的专使，受到了南宋各朝的重视，其选用和派遣相当频繁。
    (一)宣谕使的选用
    理论上，皇帝可以派遣任何官员爲其使者。事实上，南宋宣谕使作爲皇帝的代表，多是亲信近臣，主要由监察官、侍从、执政等构成，他们都具有很强的吏治才干。宣谕出使主要集中在高、孝、光、宁四朝。後来各朝由於文献缺载，故无从统计。今据《宋会要辑稿》等文献的记载列举如下：
    1.监察官。四次共八人
    (1)绍兴二年(1132)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宣谕官朱异改差浙东、福建路，胡蒙改差浙西路，刘大中改差江南东、西路，薛徽言改差湖南路，明橐依旧广南东、西路。(《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二，第3167页；《玉海》卷一三二《绍兴宣谕五使》，第2444页)
    (2)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八日，监察御史江西路宣谕李寀言：“欲乞同昨监察御史胡世将奉使福建路，督讨范汝爲例。(《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五，第3169页；《宋史》卷二九《高宗六》，第537页)
    按：胡世将於绍兴元年九月壬戌(九日)，以本官监察御史抚谕福建，不是宣谕使。然而，都是使者。李寀援以爲例。(《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壬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5册，第651页)
    (3)绍兴九年(1139)，(监察)御史方庭实宣谕三京、淮北，皆使者职也。(《玉海》卷一三二《绍兴宣谕五使》，第2444页)
    (4)绍兴三十一年(1161)六月八日，诏：“御史中丞汪澈充湖北京西宣谕使。”(《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一○，第3171页)
    2.侍从。合计十二次十四人
    (1)绍兴元年(1131)，诏秘书少监傅崧卿充淮南东路宣谕使。(《宋史》卷一六七《宣谕使》，第3956页)
    (2)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九日，诏差右司员外郎范直方宣谕川陕诸郡，及抚问吴玠一行将士，并给赐御劄、历子，令采访逐路见任官廉污能否，书上历子，荐削以闻。(《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四，第3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