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进入宋代，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从文明及文化的角度而言，更创造了异常灿烂的一面。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的评价。但这种历史变迁，绝非宋朝开国就立竿见影，而是在延续与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不过，在一些宋人的笔下，似乎本朝自诞生后就斩断了过去，显现出全新的面貌，其中后世看到的宋朝突出的“崇文”气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人类的历史记载，从来都是在后世不断追述与放大的过程中延续的，尤其是本时代人眼中的历史更是如此。从北宋中叶以来一些士人的笔墨来看，宋朝的开国岁月就覆盖了许多富有情感而不免夸张的色彩。
    赵匡胤结束武夫长期乱政世道，开创了三百多年的基业，尤其是宋朝以后很长时期内呈现出高度的“崇文”气象，因此在本朝士人心中必然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那末在宋太祖开国时期，是否完全采取了有关举措并形成了“崇文”的气象呢？
    更符合历史真相的是，宋太祖在位期间，采取的有关举措及其成效包括：
    首先，通过一系列收兵权、削藩镇举措，结束了以往的武人政治，为恢复文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必要地位创造了条件；
    其二，在中枢机关逐步恢复文臣应有的角色。在宋太祖朝，除保留前朝宰相范质、王溥及魏仁溥外，先后任用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吕余庆及卢多逊等人为宰执，恢复其行政权力，同时防范枢密使对行政的干预，其中亲信赵普更深受信任，“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②
    其三，陆续任用文官掌管地方行政。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方任职，逐渐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部将，“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③
    其四，注意保护文臣，免遭武夫加害。如：建国之始，悍将王彦升以索酒为名敲诈宰相王溥。宋太祖立即将这位功臣干将逐出京师。④又如：武将德州刺史郭贵被调离本地，国子监丞梁梦升接任知德州后，对郭氏族人的违法牟利活动予以惩治。郭贵便通过宋太祖亲信武官史珪告状：“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但赵匡胤不仅没有治梁梦升之罪，反而加以提拔，并继续令其留任；⑤
    其五，恢复儒学的地位。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建隆三年(962)，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⑥纠正了以往孔庙失去祀礼和不受重视的状况；⑦
    其六，开始重视科举制度。在宋太祖朝，不仅重视科举取士的制度，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录取人数较以往有所扩大。
    最后，鼓励官员读书。据记载，“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若)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⑧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臣学习儒经，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⑨
    揆诸上述举措，不难发现的确有崇文的内容，但若描述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气象，则显然失之于夸张。事实上，这些举措的实质仍在于一方面调整以往严重失衡的文武关系，力图使文官武将队伍回归各自正常的位置；另一方面，则在落实“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政治规则，以尽快结束战乱，确保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其所采取措施的宗旨，更大程度上乃在于将过低的文臣地位提升，以制衡超强的武臣势力，同时提倡儒学中的君臣大义和纲常思想。如元人评说：“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⑩当然，要说有所不同的话，则主要在于迅速瓦解了军功集团，使得这一传统影响王朝前期政治的势力消失，为科举官僚队伍的发展清除了障碍，并与以后“崇文”气象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关联。(11)
    必须指出的是，赵匡胤毕竟脱胎于五代，出身行伍，又处于统一四方之时，故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现实中都不可能蔑视武将和军队，收夺将帅兵权并不意味着贬低其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可能做到以儒立国。现存《宋会要》中“崇儒”的大量篇幅，记述了赵宋王朝“崇文”的无数事例，但涉及到宋太祖朝的具体内容却非常有限。
    有诸多事实表明，宋初将帅即使遇事无理，也常受到天子的偏袒。典型例证如：大将慕容延钊平荆湖期间，纵容部将抢掠，担负监军职责的枢密副使李处耘予以惩治。慕容氏控诉于太祖，结果贵为枢密副使的李处耘被贬官至死。(12)又如：开宝四年(971)，给事中刘载权知镇州，“坐与兵马部署何继筠不协，为所构，太祖恶之，出为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13)这种情形到以后的统治时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宋人还记载：“旧制，每命将帅出征，还，劳宴于便殿，当直翰林学士，文明、枢密直学士，皆预坐。开宝中，梁迥为閤门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将帅，安用此辈。’遂罢之。”(14)由此细节可见，宋太祖并非一味亲近文士。因此，武将经济待遇普遍高于文臣，节度使俸禄更优于宰相。如朱熹所说：“如武臣诸节度、副总管诸使所以恩礼隆异，俸给优厚者，盖太祖初夺诸镇兵权，恐其谋叛，故置诸节度使，隆恩异数，极其优厚，以收其心而杜其异志。”(15)
    还值得一提的是，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诏修建代表武人精神的武成王庙，“与国学相对”，如时人所云：“缔创武祠，盖所以劝激武臣。”(16)并多次幸临武成王庙，其中在乾德元年(963)，就先后三次率臣下亲临武成王庙。(17)其次数超过了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