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官履历是正史人物传记的最基本内容之一。魏晋南北朝仕官履历，学界通常主要根据九品官品，建构出职官从低品向高品的单线升迁模式，并以此来认识官品与官员仕途升迁的对应关系。然而细绎史料，有关此时期官员迁升的内在秩序，尚有进一步辨析的余地。魏晋南北朝的职官史料常见“资”一词，职官制度语境中的“资”(以下简称官资)，通常包含有官阶等级、仕宦资历、就任资格、升迁秩序等多重含义。①魏晋时期官资与官职逐渐合流，官资构成官职的必要组成部分。本文试结合文士作品的官历自叙，以职官升迁秩序为切入点，探析西晋时期官僚升迁与官资秩序的关系，以及官职与资位秩序不断融合的演变过程。
    一、西晋官制的进阶与增位：从潘岳《闲居赋》自叙说起
    西晋文士潘岳《闲居赋》序言呈现了西晋职官迁徙秩序的重要线索：“(仆)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平。今天子谅暗之际，领太傅主簿。府主诛，除名为民。俄而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1]②这份无间断的官历记录(见表1)，有助于考察西晋职官迁转规律。
    潘岳自叙使用了“进阶”与“迁”两种表达，它们在官僚制度中的意义与关系如何，值得探讨。首先看“进阶”，潘岳之前主要徘徊于散官(公府掾、郎中)与地方县令的阶序，他补为尚书郎，对应的官阶比之前要高出一阶，这是“进阶”的制度意义，我们不妨理解为大迁。至于“三迁”，潘岳在进阶前后均有迁职记录，大致是在本阶资序之内的职务调动，由此可将“三迁”理解为小迁。④这是潘岳自叙所反映的两种升迁形式的制度意义。
    “大迁”与“小迁”两种升迁形式有何内在联系呢？《南齐书·明帝纪》记载齐明帝萧鸾登基后对百官转阶赐位一事，为此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解读线索：“大赦天下，改元。宿卫身普转一阶，其余文武，赐位二等。”[2]由于萧鸾是利用宫廷禁卫军发动政变、废主自立的，所以即位以后，在对文武百官赐位笼络的同时，特别给予宿卫禁军更为优厚的恩赏。由“普转”与“赐位”并列的情形，可知赐位是对官员升迁方面的赏赐。不难理解，“转一阶”即官阶晋升一级叙用，“赐(增)位二等”则是未及进阶，而在本阶之内增加两级位资。阎步克曾推测赐位制度的“位”，是“记于官僚个人的官簿之上，构成了一种选举资格”。[3]这是将“位”理解为资格的观点，很有启发。因此可推断本阶以内的位“等”之数，构成了官员仕宦进“阶”的必要资格条件，这是“阶”与“等”在升迁秩序中的内在联系。
    齐明帝赐位之例虽是南朝时期的制度情况，但相关制度是因承自魏晋，在两晋南朝的史籍里就有多次皇帝下诏赐位的记录，其制度当是一脉相承的。潘岳自叙的“一进阶”，与齐明帝诏的“普转一阶”，从升迁角度理解无疑是一回事。那么，潘岳本阶内的“三迁”与诏书“赐位二等”，其制度内在意义也应该是一致的。由此揭示了“迁”与“等”的关系：位“等”之数与官员在本阶以内的迁职资历，有着直接联系。官员官簿上的“位几等”，既是进阶资格的构成条件，也是迁职资历的具体反映。⑤
    西晋大臣李重上疏议论本朝官制，对这一线索有更清晰的揭示：“［泰始以前，多以散官补台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而今皆数等而后至，众职率亦如此］，而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4]⑥李重指出西晋以后相关官职迁补“皆数等而后至”，造成“迁补转徙如流”，反映增位进阶升迁秩序逐步形成的过程。所谓的“数等”，应是前面揭示的迁职增位。“数等而后至”，大概就是指官员在增位数等以后始可进阶。“迁补转徙如流”的制度内因，是官僚为了获得进阶资格，均须争取官职迁转实现增位。李重提出“同班者不得复稍迁”的改革呼吁，正好说明官员仕进的增位，主要来自“同班”之内“稍迁”，即同一阶序中的迁职。西晋职官升迁秩序由此可得到较为清晰的勾勒：官员在同阶(同班)的迁职(稍迁)资历，形成官簿上的增位，增位级数的积累，构成进阶资格。官员在进阶以后，又继续循环以上过程。这是进阶与增位的运作模式。
    迁职增位的仕进制度，影响了西晋的政风与士风。西晋士人张载《榷论》云：“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5]增位进阶的升迁形式，使官僚制度形成了一套以资历和资格为标准的铨选秩序，促成以上情况的出现：就资历而论，增位形式将士人的仕履经历转化为位等积累，官员安分居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么就可以依据迁职资历，在官簿上增位，如此则进阶可期。刘颂在武帝朝上疏指出“下不专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非功实也”。[6]“累资”仕进的制度环境，使官员更关注于通过仕宦资历实现官资的阶级积累，容易造成官僚群体循资而进，碌碌无为。就资格而论，增位制度下的位资已经成为重要的铨叙资格条件，进阶亦不可避免受到“数等而后至”的资格限制。在资历保障最终晋升与资格限制过早晋升的双重影响下，促使士人选择为官“循常习故，规行矩步”。张载“积阶级”的议论，深刻揭示了增位进阶升迁制度与官僚群体行为取向的内在联系。
    以上分析可知，进阶与增位是西晋职官制度形成的两种主要升迁形式：官簿上的增位，一般情况下是根据官僚在同班之内的迁职履历决定的(发生黜免情况除外)。官僚亦会通过皇帝对百官的赐位等赏赐制度，得以实现增位。增位的“等”兼具资格与资历双重性质：作为资格性质，“等”是官员实现进阶的必要资格要素；作为资历性质，“等”与官员同班稍迁的官职履历密切相关。官职与官资合而为一的制度，使官僚热衷迁徙调职，积累位资，形成时人所批评的百官“迁补转徙如流”的制度现象。究其目的，群僚百官不断迁职增位，最终是为进阶。官阶等级资序(以下简称阶序)，构成西晋职官制度最为重要的官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