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晋职官阶序与官资等级：兼议官品的辨疑
    西晋职官阶序的探讨，需要辨析官资与官品的关系。宫崎市定是此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两晋时期官制可能存在“官品逆转的规定”，并推论这种“晋升顺序上突然不按官品进行”、“发生自上品向下品移动也算作升迁”的情况，“似乎也是根据一定的升迁规则进行”的。[7]仔细推敲，这一观点是将职官迁转次序与官品等级直接等同，推定升迁是以官品高下为秩序，进而将史料迁转记载的官品不相应的情况归为“官品逆转”，因此又不得不推测另有逆转规则，在解释上颇为牵强。事实上官资等级与官品虽然联系密切，但并非同为一事。
    官品班位与铨选官资在魏晋是各有所指的。《唐六典》记载西晋太子中舍人的沿革：“咸宁二年，齐王攸为太傅，遂加名(舍人)为中舍人，位叙同尚书郎。其后资渐高，拟黄门侍郎，班同门大夫，次尚书郎下。”[8]其中“位”、“班”指朝班位次；“叙”、“资”指铨叙资格。联系《通典》所载《晋官品》，“(太子)门大夫、中舍人”在第六品，两官以次相接，“班同”之义甚明，显示朝班位次与官品相对一致。⑦另一方面，太子中舍人的铨叙资格出现变化，取得与黄门郎相同官资以后，官品并没有随之上升至第五品，仍然按照班位被列于第六品，说明朝班秩序可在官品中得到反映，⑧而作为铨叙与升迁依据的官资。则相对独立于官品。
    朝班位次与铨叙官资两套等级秩序并行，至少在曹魏时已见端倪。《通典》引“王肃表”曰：“臣以为秘书职于三台为近密，中书郎在尚书丞、郎上，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秘书丞、郎俱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9]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是朝位方面的建议，“迁宜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则是有关铨叙资格的界定。朝班位次与铨选资格是判然两分的。
    如果跳出升迁严格对应官品的思路，那么，职官资位等级从何探讨呢？前引李重“泰始以前，多以散官补台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而今皆数等而后至”之语提供了重要线索：此语既反映出西晋存在“数等”的增位秩序，也透露了“散官-尚书郎-黄门、中书郎”的进阶秩序。⑨我们仍以潘岳官历为例，分析士人仕进与阶序的联系。
    由表2知，按晋官品等级，潘岳由公府掾举秀才为郎中，是由七品降为八品，从王朝授官与士人就职的角度，均难以解释这样的徙官规矩在制度与情理上何以成立。(11)如果不从官品等级，而是从散官阶序理解的话，可有合理解释：公府掾与郎中均属于散官，同属于散官阶序，在官资上是一致的。潘岳《秋兴赋》序云：“晋十有四年(即咸宁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10]这显示公府掾是居职闲散的散官，据《北堂书钞》引《山公启事》：“事职有年限，如公府掾属，了无一事，亦限三年，近也”，[11]可以为证。潘岳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寓直，说明他另有具体的职事承担，公府掾就是他的本阶官资，起到标示仕宦资格与官位等级的作用。潘岳举秀才为郎中，郎中同样属于散官，是居职待调的朝廷属官。(12)
    《晋书》卷54《陆云传》记载陆云拒绝佞人孟玖选用其父为邯郸令，称“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12]这说明公府掾作为铨选资格，可出补县令。由此得知当时的铨叙制度，对每一郡县长官均规定了与某一阶序中多个职位对应的铨选官资，方便吏部从合乎资格的官员中进行选任。那么某一官职对应的“资”，必然不是笼统的官品等级，而是落实到具体职位的官资规定。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追究潘岳仕宦途径的河阳令、怀令与官品的联系，因为潘岳得到外举，直接相关的是“太尉掾”与“郎中”的官资，而不是官品。河阳令、怀令是属于散官阶资的外官，“公府掾-郎中-河阳令-怀令”是潘岳在散官阶序中的官历，所以，当他被调补为尚书郎，也就脱离散官阶序。因为尚书郎是散官往上一阶序的基准官资，形成潘岳自叙所云的“进阶”。
    从散官进入尚书郎阶序，是西晋士人升迁途径上的一大门槛，由于阶序等级的存在，士人需要内资要职，始得进阶。获取阶资重官，成为官僚的仕进大事。对于朝廷中没有势援的士人，这并非易事。陆机曾上疏推荐南士贺循、郭讷，云：“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涂，苟充方选也。”[13]所谓“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并不是说没有在洛阳供职的南士，“京城职”指代的是高阶官资要职。“扬州无尚书郎”的说法，反映不少南士虽然在吴平后获得出仕晋朝的机会，但一直徘徊于散官资序，无法进入尚书郎阶序。(13)
    尚书郎是进阶的标志性职位，从阶序角度理解，陆机为贺循、郭讷争取并非仅为一官半职。太子洗马、舍人的资位亦接近于尚书郎。陆机希望通过推荐，为贺、郭二人求得“京城职”阶资，使之“进序”。“京城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僚仕进与升迁途径，反映出内官要职具备了重要的资位意义，阶等秩序主要由内官资位确立。陆机上疏还反映出当时职官“内重外轻”的制度格局：贺循虽然“历试二城，刑政肃穆”，但在无法争得内职进阶的情况下，只能“编名凡悴”，郭讷在蒸阳令之任后更是赋闲在家。士人需要争取到内官资位，始能仕进通畅。
    总之，西晋官僚升迁秩序，是以由内官重要官职构成的阶序等级为中心展开的，官员仕进途径大体上循着阶序拾级而上。吏部铨选的运作秩序，主要体现在官职均有具体的“叙”、“资”、“迁”、“视”等官资规定：某一官职可迁补至哪些官职，又可由哪些官职补缺，官职在官僚体制中的职务类型、资格等级等，均在吏部选簿中有详细规定。简而言之，具体官职对应着具体官资，官员的迁补叙用与官品高下并无直接关系。李重提到“百官等级遂多”，显然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更为复杂具体的官资等级。官品等级虽在一定程度上与阶序相符，但归根到底不能确切反映当时的升迁秩序。由于内官构成了官资阶序主轴，造成外官地位低落，导致职官内重外轻格局的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