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甲午制与外官的内资化演变
    西晋职官阶序等级的确立，使内外官轻重失衡，对政治秩序与吏部铨叙造成了不利影响。晋武帝太康末年，朝廷推出甲午制，对内官铨叙必须先经外官作出硬性规定，是深刻影响西晋职官资位秩序发展的改制事件。
    《晋书》记载“(王)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14]据考，王戎任吏部尚书，时间在武帝太康十年(289年)四月以后，至惠帝永熙元年(290年)八月，(14)则甲午制最有可能建立于太康十年年中。(15)甲午制的有关规定。早在太康八年已见端倪。《太平御览》引《晋起居注》记载晋武帝太康八年诏曰：“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15](16)这份诏书的规限内容显然不仅仅针对数种官职。这些清要官职涵盖了中高级官僚的重要官资，(17)诏书是通过有关官职指代其所在的阶序，“常伯(侍中)纳言(尚书)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更是构成如下连贯的阶序等级：“黄门、散骑、中书郎-列校-侍中、尚书”。(18)
    在晋武帝发布诏书的同年，吏部亦上奏改革铨选秩序的建议，《北堂书钞》引《晋起居注》记载太康八年，吏部郎师袭、向凯上言“欲使舍人、洗马未更长吏，不得为台郎；未更吏，不得为主尉三官也”。[16]吏部郎上言是关于“散官-尚书郎”阶序的改革建议，(19)它与太康八年诏共同提示了完整的阶序线索：散官-尚书郎-黄门、散骑、中书郎-列校-侍中、尚书。
    太康八年诏书提到“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17]反映官员均不愿外任而流连在内官系统里面迁职积累官资。士人不愿出外。自然影响了吏部的外官铨选。太康八年的改制先声，将散官到侍中尚书阶序作为改革对象，这几乎涵盖了整个官僚体系，说明处于各阶的官员均排斥外任，情况已经严重威胁到王朝对地方的治理以及职官体系的稳定。
    太康九年(288年)五月，晋武帝“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这份诏书估计与外官铨选困局现状有关。(20)其用意是从举荐名单中，拟出人选出补地方实缺。后来傅咸曾上疏批评“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可能就是针对此类政治举措而有所发议。
    从太康八年吏部郎上书、武帝下诏，到太康九年的举守令诏，直至太康十年吏部尚书最终建立制度，或显或隐的线索提示了皇权与吏部之间在两三年内持续互动的事实，表明甲午制建立是由于吏部难以外选，朝廷正常铨选秩序受到严重影响下的被动改制。这一制度是试图通过“选举皆先治百姓”的规定，将外官资历与仕途进阶硬性结合在一起，从而解决外选难问题。吏部的做法引发了名法派官员傅咸的批评。当时朝廷发布了内举诏令：“会丙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傅咸为此上书抨击，谓“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法”。[18](21)
    “限法”是指甲午制对内官选举必须治民的硬性规定，丙寅诏与甲午制关系甚深。由于甲午制要求各个阶序的选用须先经外出治民，朝廷原来的升迁秩序大受影响。西晋选官格局本是重内轻外，高门贵势子弟长期居于京师任职而不愿外出，朝中存在不少缺乏外官资历的官员。在甲午制严格限制内官越过治民外官直接升迁以后，大批官员的仕途因此受到阻碍，他们要获取更高的升迁，在徙官之时，就会争相求取出任地方。郡县长官的正常轮替，在众人一时集中求官的情况下，未必可以提供足够的缺额。
    同时，甲午制实行次年，惠帝即位，杨骏、司马亮相继上台执政，他们采用对百官普赏的方式以巩固地位，在短时间内滥开封赏。(22)为数不少的官僚，尤其是具有爵位的朝中权贵，在增位进阶的制度秩序下，个人官簿已积累足够的位等，获得进阶待调的资格，他们会更加迫切争取外任地方的资历，这严重冲击到吏部的正常选举秩序。丙寅诏是朝廷应对这种情况而采取的对策，即通过让百官“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用荐举调补内官的方式，使众多任期未到的外职出缺，以缓解甲午制造成的外缺紧张。这就可以解释傅咸为什么要在由外补内的丙寅诏颁布后，对由内出外的“限法”作出批评。
    吏部铨选循资用人是当时的普遍情形，(23)由于甲午制造成官缺紧张，吏部的外官铨选更会优先考虑官资因素，而忽略治民才能。可以推断，当外任官员居官失职时，吏部会以甲午制“限法”为理由，搪塞举察失才的责任，这是疏中“倚限法以苟免”的制度背景。是以傅咸强调“才非一流，职有不同”，呼吁吏部主选“在心不在限”。他主张外官调补选用，应重视官员的治民才能，而非刻板执行限法，故有“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的议论。傅咸的议论深刻反映了甲午制导致治民外官日渐变为纯粹资格资历的趋势，这一趋势似在及后的发展中有所加剧。
    傅咸更就甲午制劾奏主持吏部的王戎，云：“中间以来，长吏到官，未几便迁，百姓困于无定，吏卒疲于送迎”、“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中郎李重、李义不相匡正。请免戎等官。”[19](24)值得注意的是，傅咸要求罢免的官员除王戎以外，还有吏部郎李重、李义。李重本身就是指出官制弊端、主张职官改革的士人，本传又载他“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20]然而却在傅咸的问责罢免之列。这反而说明吏部铨选与甲午制，有其超越个人意志、维系制度运作的重要因素。
    分析吏部的行事动机，丙寅诏虽可收一时之用，但不能解决甲午制下外官员缺紧张的长期问题。主选者越要维护甲午制，就越需设法解决短时间里外任官缺供不应求的问题。吏部只能加快对外官的举补迁转，以腾出更多的空缺。外官由于甲午制而频繁更替，丧失其承载的治理地方功能，地方守宰之职演变成为仕进的必要迁转之阶，资位性质由此大为加强。内官“迁转调补如流”的现象，最终传导到外官体系。
    甲午制虽是一次重要改制事件，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由内官重要官职构成阶资位序的职官秩序，外官仍然会要求回归到内官体系之中，决定了甲午制强制连接内外官资以提高外官地位的成效有限，制度不可避免异化为职官资位化秩序的一部分。
    总之，西晋甲午制是为解决当时内官不愿外任地方治民而制定的职官铨叙制度，是出于朝廷积累已久的外官铨选压力下的被动改制(故傅咸谓此制以防不能出人)。甲午制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内重”职官资序格局，只是试图扭转“外轻”态势。归根到底，外官失叙是内官资位秩序占主导地位下的产物，是内重外轻职官格局长期发展的结果。甲午制仅将外官硬性置入内官资位秩序之内，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选压力，但却不可避免使外官附从于内官资序。官僚仍然热衷求取内官，服从于内资秩序，外官只能成为迁转之阶，以往内官体系“迁转调补如流”以积累资位的现象，在甲午制的影响下，终于传导到外官治民系统。外官治民职能缺失，资位要素膨胀，最终演变成外官内资化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