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经历了五代乱世，切身感受最深的是武夫拥兵对皇权的威胁，而对文臣士人则并不担忧。赵匡胤就直率地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8)还有这样的记载：开宝六年(973)，吴越王向宰相赵普私贿黄金，恰被太祖碰见，“帝叹曰：‘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19)由此可见，宋太祖对书生也不免心存轻视。
    因此，在宋太祖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尚未成为执掌朝政的核心力量。就当时的宰执大臣构成来看，宰相共六人，其中短暂保留的前朝遗老三人，两人有科举背景；本朝提拔者三人，只有一人属科举出身。枢密使共有四人，其中三人为武官，其余皆非科举出身者；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共九人，科举出身者仅有三人。由此可见其统治核心的主体并非科举出身文臣。(20)故而，有宋人指出：“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一人而已。”(21)还是朱熹评说的符合实情：“国初人材，是五代时已生得了。”(22)
    宋朝“崇文”路线发展的轨迹，应大致始于第二代的宋太宗朝后期。自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宋朝不再走传统的汉唐发展之路，出于极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守内虚外”，统治重心转向内部建设。(23)为防范武将势力对皇权的威胁，加大了对其压制和钳制的力度。清人王船山针对宋太宗朝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24)同时，进一步重用文臣力量，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的地位遂不断获得提升。
    宋太宗在位期间，从事的崇文活动明显增多，如率领群臣三谒文宣王庙，以示对儒学的尊重，(25)而对武成王庙仅光顾过一次；(26)宋太宗即位初便亲自操持科考，录取五百多人，不仅人数大大超过以往，又超等任官，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27)这就清楚地反映出宋太宗的倾向与决心。此后，科举得到空前发展，大批举子进入官僚队伍。宋太宗后期，王禹偁在上奏中指出：“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以至于科举出身的王禹偁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主张；(28)宋太宗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进行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又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态度。此外，宋太宗还率先垂范，“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29)甚至苦练翰墨，并为臣下馈赠御笔字幅。(30)因此赢得了文臣的好感。李昉有“君恩无似此时深”的诗句，(31)表达了士大夫对当朝天子的感激之情。
    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时代萌芽的“崇文抑武”方略得到发展，并基本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各个层面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承认，宋太宗朝后期是“崇文”气象开始萌生的重要时期。
    再历经宋真宗朝至仁宗时代的统治，科举出身的文臣已成为执政的主体力量，其中宋仁宗一朝科举十三榜，“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32)可以说，至北宋中叶已完全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几乎当时各方面的重要职责皆由文官承担，如时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使其所能，则不能者止其术。”(33)甚至在中央军事机要决策的枢密院和在外军事统军体系中，文臣也逐渐成为主宰者。至此，朝政发展的方向确已巩固于文治路线，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气象。
    如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在幸国子监时对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满意，并称：“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34)宋人曹彦约对此评说道：“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35)影响所至，官场皆好崇儒之名，如宋仁宗时的一道诏书曰：“顷者尝诏方州增置学官，而吏贪崇儒之虚名，务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竞起而趋之……”(36)故范祖禹认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37)
    但到北宋中叶才真正出现的“崇文”气象，主导朝政的文官士大夫并不满足，基于现实的需要，不仅要坚持高扬“崇文”旗帜，坚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决心，而且从诸多方面宣扬其由来已久的精神，以至于追溯到开国时代。宋真宗在位期间遂深受这种主流意识的影响，亲自撰著《崇儒术论》，公开宣称：“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浸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38)即为太祖皇帝时代渲染上崇尚斯文的色彩。
    宋哲宗朝，范祖禹在经筵期间，曾向皇帝进呈《帝学》一书。从《帝学》讲授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士人推动儒家思想文化建设的巨大努力及成效。范祖禹说：“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主无不好学故也。”(39)其中将本朝开国以来皇帝都描述为崇文好儒之君。如对太祖幸临国子监并拜谒孔庙的举动，评说道：“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宋太祖鼓动臣子读书，其目的本是要求他们遵守儒家纲常规范，但范氏进一步引申道：“太祖皇帝之时，天下未一，方务战胜，而欲令武臣读书，夫武臣犹使之读书，而况于文臣其可以不学乎？”并与“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40)进行了强烈的对比。除他之外，还有人也认为：“我太祖神武披攘，亲驾辟雍，真儒有光有赫。”(41)但宋初许多右武的事实俱在，于是文臣刘安世委婉地辩解道：“太祖与群臣未尝文谈，盖欲激厉将士之气，若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42)在北宋灭亡之际，宋钦宗也标榜：“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43)
    南宋时，文人士大夫对开国史的追忆就更为夸张。如陈亮上书宋孝宗时言：“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44)在此便宣扬宋朝“以儒立国”的开国原则，而掩饰了当时的历史真相。朝臣周必大则称：“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业，文治兴……”(45)周氏将太祖朝定性为“文治兴”的时代，也属于士人有意识的过分描述。还有如吴渊所说：“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为最上’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