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崇文”气象，实在是真宗朝至北宋中叶以后发生的事情，与其朝开国史相距甚远。但无论是以后的宋朝帝王，还是许多朝野士人，都将此气象追溯到宋初，则反映着历史记忆中包含的有选择的失忆倾向。还是王安石清醒，他指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47)在此将“以文持之”视为真宗朝才出现的事实。欧阳修撰文回忆称：“大宋之兴，于今八十年，天下无事，方修礼乐，崇儒术，以文太平之功。”(48)苏辙参加仁宗朝制科考试时，在试卷中也承认：“昔太祖好武略，则天下之猛士出而为之兵；太宗好奇谋，则天下计划之士出而为之虑；真宗好文而爱儒，则海内无有不学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满朝，进趋揖让，文学言语，上可以不愧于古人，而下可以远过于近世者，以陛下诚好之也。”(49)都道出了更接近史实的评说。
    宋代士人作为时代及其变迁的记录者，在官方编修机构中编纂了本朝历史，使得其开国史被或多或少地描述为“崇文”气象，宋太祖也因此获得高度的赞美。其实这些光环，很大程度上是本朝士大夫不断有意识选择而不断添加的结果。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士人在自己所写的诗文、野史及笔记小说中，对开国史也不断附加上自己的理解。
    从宋代的有关记载来看，北宋中叶以来一部分士人对本朝开国史的追忆，尤其是描述的“崇文”气象，其实是在包含历史记忆的过程中，有目的选择、并逐渐放大的产物。显然，这体现出宋代主流士大夫自身的价值评判。其很大程度上修正记忆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真实的历史，却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正如研究宋朝“祖宗之法”的学者所指出：“‘祖宗之法’并非祖宗行为举止与创制措施原原本本的反映，而是经过士大夫筛选、寄寓着士大夫理念、有赖于士大夫们整合阐发而被认定为‘祖宗之制’的。”(50)
    众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如宋太宗所说：“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51)数十年间，王朝更替频仍，割据局面愈演愈烈。长期存在的这种武力左右政局的因素，其影响十分深远。西方学者也指出：“在960年以前，北方一直被一系列不稳固的、短命的军事政权所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军事力量决定着政治状态，并继续成为宋初几十年间的一个主要因素。”(52)在此期间，不仅皇权式微，割据政权帝王的威信扫地，而且文武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文官集团受到武将群体的压制，地位沦落，仰承鼻息，纵然是宰相也要受制于掌管兵权的枢密使。清代史家即评说道：士人生于此时，缠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53)正因为如此，文教荒芜，当时社会上还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所谓：“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54)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宋朝再一次通过兵变而建立。因此，出于对唐末五代乱政的恐惧，文官士大夫群体在强烈的自保意识下，坚定地支持皇权壮大，积极协助统治者实施一系列的“抑武”举措，并期望朝廷复兴儒教。于是，宋太祖基于自身统治需要而初步萌芽的“崇文抑武”方略，自然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歌颂。
    宋太宗统治后期，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士大夫已重新获得重视，逐渐成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但是当门阀世族消亡之后，使得累世公卿、富贵长存的局面一去不返，这就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必须更紧密地寻求与专制皇权的结合。为了防止朝政偏离“崇文抑武”方略，导致武力因素再度猖獗，并最终危及自身的利益，他们必然更坚决地支持宋朝走“崇文”之路。
    宋真宗朝以降，文官士大夫终于完全成为统治的主体力量，把握了朝政命脉，以至于还向皇帝表达了朝廷“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自信，(55)崇文气象自然出现。至此，士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现实中，都不能允许否定“崇文”路线，更不愿看到军功集团势力复辟。因此，他们不仅在现实中坚持既定方针，同时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寻找并夸大开国时代的有关事例，以便宣称“崇文”气象一贯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的记忆就这样延续，多少附加着后世的理解和想象。现实远离过去，但在国家认同的背景下总能修正过去的历史影像。
    注释：
    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5页。
    ②脱脱：《宋史》卷256《赵普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8932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③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20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建隆元年三月己巳，中华书局，2004年，第11页。
    ⑤《长编》卷15，开宝七年二月庚辰，第317页。
    ⑥《长编》卷3，建隆三年六月辛卯，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