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径承汉统说的提出及其政治实践
    东晋南北朝以来的南北正统之争，给後人留下的是这样一个难题：北朝正统论堪称隋唐时代主流的历史观念，但因无法解释清楚其正统源头而受到人们质疑；南朝正统论虽然在士人阶层中仍具有很大影响力，但显然不可能爲隋唐政权所接受。於是便有人提出一种折衷意见：不妨略过魏晋南北朝分裂时代，直接上承两汉法统。
    首倡此说者是文中子王通。据唐杜淹《文中子世家》说：“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66)《中说·魏相篇》也提到此事：“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关於《太平策》的主旨，详见《中说·关朗篇》：
    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於仁寿也：陛下真帝也，无踵僞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67)，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68)根据王通的这番自述，可知《太平策》的第一篇名曰《正始》，作者开宗明义地向隋文帝提出了径承汉统的建议。王通认爲，南北朝是一个“天下无主”的时代，直到开皇九年灭陈之後方才获得正统地位，因此他主张隋朝当以土德承汉之火德，而不应该承周之统，以火代木。据《文中子世家》说，文帝“下其议於公卿，公卿不悦”。这是可想而知的结果。杨氏代周而立，隋朝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继承北周法统的基础之上的，“以火承木”可以说是隋朝政治家的惟一选择，王通的意见未免太不合时宜了。因爲这个主张行不通，所以後来他才又提出了魏承宋统的正统谱系，试图对北朝国家的华夏正统来源做出新的解释，“以断南北之疑”。
    有趣的是，王通之孙王勃後来也倡言唐朝径承汉统说，《旧唐书》卷一九○上《王勃传》曰：
    勃聪警绝衆，於推步历算尤精，尝作《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论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历之数也。自黄帝至汉，并是五运真主。五行已遍，土运复归，唐德承之，宜矣。魏、晋至於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69)王勃对唐朝的正统来源做出了新的解释，按他的说法，唐朝土德当承自汉之火德，而不应承隋之火德。他把魏晋至周隋都列入闰位，认爲“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这种主张显然是受了王通的影响，只不过比他祖父还要走得更远--就连大一统的隋朝，也被他排斥在正统王朝之外。唐人谓“勃言迂阔，未爲当时所许”(70)，也许这种意见当时尚未引起唐朝统治者的注意。
    到了武后和玄宗时期，王勃的上述观点开始在政治上发生影响。载初元年(689)，武后宣布改用周正，以十一月爲岁首，声称“今推三统之次，国家得天统，当以建子月爲正”(71)，其理论根据来自於董仲舒的三统说。同时，又“以周、汉之後爲二王後，封舜、禹、汤之裔爲三恪，周、隋同列国，封其嗣”(72)。此举意味着将唐朝国家法统的来源直接指向汉朝，而从曹魏到隋朝的正统地位通通都被否定了，《改元载初赦》对此做了具体的阐释：
    自魏至隋，年将四百，称皇僭帝，数十余家。莫不废王道而立私权，先诈力而後仁义。勋未逾於列国，德不惭於霸图。虽复时合诸侯，一匡区域：晋武践祚，茂烈多惭於水官；隋帝乘时，雄图不逮於秦氏。惟彼二君闰位，况区区者，岂宜当三统之数者乎？(73)这意思是说，自曹魏以来的统一王朝仅有西晋和隋朝，若论两国之功业勋德，尚不及秦朝之盛，故理当列入闰位，至於其它偏据王朝，当然更无足挂齿了。武后对唐朝正统的重新定位，显然受到王勃的影响，不妨把它视爲唐承汉统说的第一次政治实践(74)。不过，中宗复位後，随即於神龙元年(705)五月宣布“依旧以周、隋爲二王後”(75)，恢复了旧制。
    玄宗时期，又一次有人向朝廷建言唐承汉统说，并被玄宗采纳而付诸实施。天宝九载九月，处士崔昌上《大唐五行应运历》，采王勃旧说，“以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请国家承周、汉，以周、隋爲闰”(76)。“书奏，诏公卿议，是非相半。时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与意惬。宰相(李)林甫亦以昌意爲是”(77)。於是玄宗下诏，以唐土德承汉火德，自曹魏以下历代帝王皆黜之，尊周、汉爲二王後，并殷商爲三恪，同时废去魏、周、隋之韩、介、酅三国公。“是岁，礼部试《土德惟新赋》，即其事也。”(78)可见这在当时是很有政治影响的一件大事。但仅仅三年之後，事情就发生了变故。“及杨国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贬崔昌并当时议者”(79)。於是“魏、周、隋依旧爲三恪及二王後，复封韩、介、酅等公，其周、汉、魏、晋、齐、梁帝王庙，依旧制”(80)。这是天宝十二载的事情。
    虽然唐承汉统说的两次政治实践最终都归於失败，但仍然可以看出这种政治学说在唐朝影响之大。王通祖孙先後提出的隋、唐径承汉统说，爲隋唐时代的南北正闰之争带来了新的思维。当然，在隋朝及唐初的时代环境下，如此大胆的见解尚不可能爲政治家所接受，因爲坚持北朝正统以解决隋唐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在当时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非常紧要的现实问题。而到了中唐以後，时移世变，大唐王朝的正统性已经毋容置疑，北朝正统论也成爲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於是像唐承汉统这样“迂阔”的主张居然可以一而再地付诸实施。不过，这种政治实践肯定是难以持久的。在五德终始说盛行的隋唐时代，在宋儒提出“绝统”、“无统”说之前，把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朝都搂斥於正统王朝之外，这样的正统谱系很难爲人们普遍接受(81)。
    综上所述，由南北朝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而引起的正闰之争，关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在隋唐士人阶层中存在着广泛而持久的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北朝正统论、南朝正统论和径承汉统论三种截然不同的正统体系，而各个体系之中往往又包含着若干不同的见解和主张。现将各家正统说加以梳理，列爲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