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寻找北朝历史的“入口”
    作爲隋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北朝正统论，其实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破绽，那就是它的正统来源问题。阎步克先生说，北朝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这是基於魏晋南北朝历史大势的一种判断；如果借用这个说法，从华夏正统观的角度来看，便会产生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虽然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是在北朝，但从北朝却似乎找不到一个“入口”--也就是说，北朝正统没有令人信服的来源。欧阳修谓历代正统之论“其可疑之际有三”，其中之一就是“东晋、後魏之际也”，其可疑之处在於：“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後魏则无始。”(36)洪迈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盖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则上无所起。”(3)王夫之说得更加直白：“唐承隋，而隋抑何承？承之陈，则隋不因灭陈而始爲君；承之宇文氏，则天下之大防已乱，何统之足云乎？”(38)秦汉以来的正统之辨，最看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故历代德运之争，大抵都在政权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欧阳修等人所质疑的就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北朝国家法统只能上溯到北魏，那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究竟来源於何方？这就是北朝正统论难以自圆其说的最大疑点。
    那麽，北魏当时究竟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呢？孝文帝太和十四十五年(490-491)的德运之争，一派主张继承十六国的法统，即曹魏土德-西晋金德-石赵水德-慕容燕木德-苻秦火德-拓跋魏土德；另一派则主张远承晋统，即曹魏土德-西晋金德-拓跋魏水德。後者提出的理由是：
    案神元、晋武，往来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聪、勒，思存晋氏，每助刘琨，申威并冀。是以晋室衔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请。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则是司马祚终於郏鄏，而元氏受命於云代。
    盖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着符尚赤。……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绍晋定德，孰曰不可。综合《魏书》的相关记载来看，北魏与西晋在时间距离上的悬隔，是当时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故李彪、崔光等人以“汉弃秦承周之义”来爲魏承晋统张目。孝文帝虽然决定采纳此说，其实内心也不无犹豫，从诏书中可以看出他的疑虑：“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便可依爲水德。”(39)
    其实在後人看来，魏承晋统说之难以成立，主要还不在“越近承远”的牵强附会，更要害的问题在於，与北魏前後并存的东晋对北朝自诩的华夏正统构成了最大的障碍。从血统上来说，与西晋一脉相承的东晋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同时代的五胡十六国也普遍认同东晋的华夏宗主身份(40)。甚至就连某些北魏士人也不例外，崔鸿《十六国春秋》就很能说明问题，据刘知几说，“(崔)鸿书之纪网，皆以晋爲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41)。这就是说，《十六国春秋》皆是以东晋系年、以东晋爲正统的。因此，仅凭北魏据有“中国”的地利，还很难撼动东晋在人们心目中的正统王朝地位。於是魏收便围绕晋元帝司马睿的血统做起了文章，请看《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睿传》的说法：
    僭晋司马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武王伷，伷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因冒姓司马，仍爲觐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人。不过，这个故事并非魏收凭空捏造的政治謡言，它源於东晋南朝时期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先是，宣帝(即司马懿)有宠将牛金，屡有功，宣帝作两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饮善酒，毒酒与金，金饮之即毙。景帝(即司马师)曰：“金名将，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马後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与琅邪国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沈约在这里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司马懿鸩杀牛金的传说，另一个是夏侯妃与牛氏私通而生元帝的传说。这两个传说都与“牛继马後”的谶语有关：“初，魏明帝青龙三年冬十一月，张掖郡丹阳川谷坌溢，有石流出，立於川中，有马行列，而牺牛在後。……占者或云‘牛继马後’。”(42)按沈约的说法，司马懿鸩杀牛金是受到了这一谶语的暗示，而谶语之真正应验，却是後来夏侯妃与牛氏私通而生元帝一事。《魏书》的史源很可能就出自於此(43)，只不过魏收误解了沈约的意思，将两件事混爲一谈，故谓司马睢牛金私生子(44)。
    这个迂怪不经的传说颇遭後人非议，隋朝学者王劭直言其诬妄：“沈约《晋书》造奇说，云琅琊国姓牛者，与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还叙宣帝以毒酒杀牛金，符证其状。收承此言，乃云：司马睿，晋将牛金子也。”刘知几也批评说：“沈氏着书，好诬先代，於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遂云马睿出於牛金，刘骏上淫路氏。”(45)据他们说，这个故事最早见於沈约所撰《晋书》(46)，并因此认定它是由沈约一手杜撰出来的“奇说”，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我查考的结果，早在孙盛《晋阳秋》中就已出现这个传说(47)。《晋阳秋》成书於东晋孝武帝太元以前，由此看来，这大概是从东晋中叶开始流行的一个政治謡言(48)。
    用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政治謡言去否定东晋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以达到树立北朝正统的目的，自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直到唐朝中叶，仍有人在继续孜孜不倦地爲魏承晋统说寻找符命的根据，《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曰：
    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爲学者所称。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後之象，魏收旧史以爲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马，以应石文。行冲推寻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继晋受命，考校謡谶，特着论以明之。(49)元行冲爲“牛继马後”的谶语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魏收“谓元帝本出牛氏，行冲以爲非”，他认爲承继司马氏的“牛”应验在北魏昭成帝什翼犍身上，将什翼犍建立代国看作是魏承晋统的标志。
    爲了解决北朝正统的来源问题，文中子王通曾提出另外一套衔接东晋南北朝历史的正统体系。关於文中子其人其书的真僞，自宋以来颇多争议。但一般认爲，《中说》一书确是出自文中子门人之手，可以代表王通的思想(50)。王通的正统观念在《中说》中多有反映，如他在谈到《元经》一书的旨趣时说：“《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於正体……齐、梁、陈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51)这里说的“皇始之帝”指北魏道武帝，“太和”则指孝文帝。王通主张东晋、刘宋爲正统，刘宋亡国之时，正值北魏孝文帝在位，故正统转归於魏，是谓“中国之有代”。《中说·周公篇》亦云；“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意谓元魏之所以能够获得华夏正统，乃是孝文帝的功劳。
    爲了鼓吹他这一套正统体系，王通还特意编纂了一部从西晋到隋朝的编年史，这就是文中子六经之一的《元经》。他的弟子程元曾经问他撰述六经的意图，他答称“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阮逸注云：“晋东迁，故南朝推运历者因以齐、梁、陈爲正统；後魏据中原，故北朝推运历者以北齐、周、隋爲正统。於是南北二史夷虏相称，而天下疑矣。《元经》者，所以尊中国，故中国无主，则正统在晋、宋，中国有主，则正统归魏、周。”(52)这就是说，《元经》一书是尅解决南北正统之争而作的。学界普遍认爲，今本《元经》是出自北宋阮逸之手的一部僞书，但如果我们将该书的正统体系与《中说》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是基本吻合的。今本《元经》凡十卷，前九卷旧题王通作，始於西晋太熙元年(290)，迄隋开皇九年(589)；最後一卷题爲唐薛收续撰，自开皇十年至武德元年(53)。此书之纪年，自西晋、东晋以迄於刘宋；宋亡，即改以北魏纪年，由北魏、西魏、北周以迄於隋。欧阳修曾对《元经》的纪年表示非议：“文中子作《元经》，欲断南北之疑也。绝宋於元徽五年，进魏於太和元年，是绝宋不得其终，进魏不得其始。”(54)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欧阳修之所以有这样的意见，可能是因爲《元经》卷八在宋元徽五年(477)下附注了“魏太和元年”的缘故，但直至顺帝昇明三年(479)“禅位僞齐”、刘宋亡国爲止，都是以宋纪年，从卷九太和四年(480)起才改用北魏纪年。
    这套正统体系与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的主要不同之处，就是改魏承晋统爲魏承宋统，爲北朝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使其能够与东晋南朝的历史相对接，从而解决北朝正统论所无法解决的“入口”问题。他的这一主张後来似乎得到了唐人的呼应。据《旧唐书》卷八四《裴光庭传》，开元间，“时有上书请以皇室爲金德者，中书令萧嵩奏请集百僚详议。光庭以国家符命久着史策，若有改易，恐贻後学之诮，密奏请依旧爲定，乃下诏停百僚集议之事”(《新唐书·裴光庭传》所记略同)。此事因缺乏更详细的记载，无法得知上书者的具体主张。所谓金德说究竟是如何阐释其德运体系的呢？我们不妨做一分析。
    在通行的唐朝土德说的基础上加以推断，可以将土德说和金德说分别序列如下：
    如果我们对金德说的上述推定不误，可以看出这种新的德运体系与王通所主张的魏承宋统说是一脉相承的。上书者的动机大概也是爲了释“南北之疑”，而试图对传统的北朝正统论加以修正。此项建议受到中书令萧嵩的重视，但时任侍中兼吏部尚书的裴光庭“与萧嵩争权不协”，这可能是他持反对意见的一个原因。於是一场可以预见的德运论辩就这样被化解於无形。